文 黃佩蔚(專案評論人)

「城市文化在整體文化環境構成中,佔有重要的份量。其中除了大眾文化的主流藝文表演之外,另一塊面屬於另類的、非主流的、具實驗性的藝術展演,亦是形塑城市特色不可或缺的部分。」這段話取自臺北藝穗節官網,且置放於頂。

臺北藝穗節過去六屆的開幕活動,皆以西門町為基地,由參與演出團隊、主辦單位事先經過相關工作坊(彩妝、街頭表演等)訓練的大批志工,以及臨時編組的執行製作人員組成。從電影公園出發,穿過鬧街,經過幾個定點演出後,抵達紅樓廣場主舞台,煙花式的集體宣告展節的開幕。以演出團隊的輪番展演,作為主要內容,路線固定,節目大同小異,成為一年一度、沒有意外的朝貢儀式。回看第一段話,再將過去的開幕活動,並列檢視,不難看見斷裂。形式安全、相對保守的執行,讓僅僅六屆的臺北藝穗節,至少在開幕活動的思考,已見疲態。不但整體性格趨向慣性操作、缺乏實驗性,連帶整體藝穗節參與團隊、類型,也少見另類。總結過去六屆的盲點,失去論述思想到實際執行的一致性,逐漸背離藝穗精神與初衷。

讓我們重新回到故事的開始。1947年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期間,有八個表演團體未獲邀請,決定自籌製作,進行演出,自有互別苗頭之態。在參與藝術團體數目不斷增長後,形成當今世界最大的「愛丁堡藝穗節」,發展出節目不審核、藝術自主、絕對自由的核心價值,其內在精神,帶著左翼及反體制的政治意識。因此,當藝穗節移植臺北,由一個難脫官方包袱、卻居民間位階的角色(臺北市文化基金會)作為執行單位時,在原始核心精神上的衝突,可想而知。

但身份的框架,不是桎梏,如同父母無法選擇。臺北藝穗節執行單位(以下稱藝穗節),並沒有全然放棄。從2011年第四屆起,引入三年一任的協同策展人制,藉由外部化的介入,向內擾動,產生正向的平衡(質變),其關鍵在於協同策展人,是否真能發揮有效擾動,而非淪為策略性的收編同化。首任協同策展人藍貝芝,將主力聚焦於國際連結及品牌建立,讓藝穗節在外籍團隊參與度及國際能見度上有所提升,以三年的時間完成階段性任務。而續任協同策展人林欣怡,身為小劇場演員、編導,及台灣海筆子成員【1】的背景,必然令人對於其能否為內部機制的疲態,帶來改變慣性的可能,有所期待。

第七屆臺北藝穗節 開幕活動「臺北 特務遊」,一大步跨出西門町的舒適圈,已為久持的僵局帶來新頁,但同時,也必然面對挑戰。整體而言,筆者將去中心化的權力移轉、移動風景的街頭展演、虛擬戰略的策劃操作,這三個面向,作為觀察的重點。

去中心化的權力移轉

以往藝穗節的視覺焦點,始終被縮限在政策性的數字展示及人潮畫面,報名參與的藝術團隊成為服務政策績效的百分之一。「臺北 特務遊」試圖將話語權回歸藝術創作者及藝術載體(城市)本身,將主體焦點打散至藝穗節演出團隊及場地,拉出星羅棋布的城市藝術地圖。但是,這必須取決於執行單位的橫向溝通是否有效,及藝術團隊的主動性能否引發。

一個活動中的小插曲,或可見參照。筆者選擇離大安森林公園主舞台最遠的一條路線(007路線),由關渡捷運站出發。三兩一組,攜帶各式樂器及道具的演出團隊,四個清裝格格裝扮的女演員,及臉部塗鴉的帶隊執行製作,從二號出口進站時,已經引起一陣騷動,不意外的立刻觸發站務人員的危機警報,大批站務人員、警衛、駐站員警陸續抵達關切,態度和善,但氣氛緊張,如臨大敵。不知是否活動沒有經過事先申請,在執行製作說明此為文化局承辦活動後,並未獲通行,一班人馬,一度退縮,決定出站換裝,幾經糾纏、等待、攻防,在通報上級指使的時間差跟行動曖昧之間,趁隙進入車廂,幸好後續未見刁難。

就結果來看,顯然隸屬文化局管轄的藝穗節與理應為平行單位的捷運局未能有所溝通,或效率不彰。而參與團隊仍然停留在配合演出的被動參與,還沒有適應擁有主導權的狀態,處於等待指示的位置,經驗不足的執行人員也無法立即判斷、機動反應。彼此尚未突破的慣性制約,導致移轉的中斷。

移動風景的行為展演

有別以往大舞台的中心式焦點,以包覆式的路徑行動,集體從A點移動到B點,最大幅員不超過西門町商圈。「臺北 特務遊」則以演出場地為起點,團隊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行走、ubike、捷運)越過臺北市,形成七道線條,向中心(大安森林公園主舞台)前進,以創作團隊為主體,在城市中四面八方的竄流,形成移動風景。

然而,在此便遇到致命的盲點,人力預估的失策,尤其色彩計劃的失準,著實令人意外。從第二屆臺北藝穗節開始,每年的主視覺(logo),由公開徵選取得,再由主辦單位執行設計,而今年的整體視覺設計,甚有回到首屆承辦時,一切草創、因陋就簡的錯覺。諸多的計算失誤加乘,讓原本期待可以小兵立大功的特務小隊,不僅因為人力單薄,形單影隻,淹沒在路街之中,加上幾乎失效的特務背心及毫無整體思考的視覺計劃,讓理應譁眾取寵的特務們,與路人無異,僅有的臉部塗鴉,效果薄弱,完全不足以成立「移動風景」的基本條件。在大安森林公園主舞台設計,如同社區愛心園遊會的便宜行事 ,更是一大敗筆。

過往集中於西門町的優點是視覺焦點集中,容易掌握,缺點是縮限於城市一角,無法擴散,然而,一旦走向藝術竄流街頭、創作蔓延城市的企圖,所有的視覺思考與行動策略,都將被重新洗牌。至於幅員廣大的臺北市區,是否適合分散式、區域切割的移動邏輯,這是另一個牽涉展節定位的獨立命題。

虛擬戰略的策劃操作

「臺北 特務遊」最大的革新,應是企圖發動網路的虛擬社群行動。在大安森林公園主舞台設置連線大型電視牆,透過特務小隊的手持智慧型手機錄影功能,將七條路線行進中,以及各定點的團隊演出,作即時錄影上傳,讓現場觀眾,配合主舞台的演出節目,也可以同時看到個路線的演出畫面。如此操作,甚具新意,完全服膺藝穗的實驗精神,但同時也必須面對冒險的未知,虛擬觀眾目標的無法掌握,量化人次數據,成為難度,以及後續效應擴散的最終目的,力道未開,後繼無力。行動當日的所有拍攝影像,並未能持續在網路中開展,成為只停留在虛擬空間的短暫花火。在社群媒體(facebook)上少數可見的各式藝穗大頭貼,可算是其中一個成功吸睛的視覺小趣味,但卻僅限內部人員使用,非可供網友自由使用的開放素材,又失去另一個擴散因子,甚為可惜。對於虛擬戰略的應用,資源素材的公眾化及開放性,應是關鍵。

如果去中心化的權力移轉,是藝穗節有機會回歸文化環境構成中,屬於非主流藝術價值的渠道,而移動風景的街頭展演及虛擬戰略的策劃操作,可視為進行權力移轉的手段。誠如以上幾點現場實際參與的觀察,關鍵在於內部機制的僵化、平行溝通的失效、長期壓抑所造成的意識制約。用短視近利的眼光來看,第七屆臺北藝穗節「臺北 特務遊」開幕活動,無疑是冒(冒犯規訓)險(鋌而走險),而未盡其功的。但如果將其視為一個獨立的藝術行(擾)動策劃,而非為單純作嫁於節慶的藝術消費行為,則可見因行動揭竿,或能重啟新局的契機。執行者能否有所意識,持續積極向外尋求突破自我制約的盲點,繼續前進,才是至關核心的解藥。

再次引用臺北藝穗節的宣告文:「發展創意新表現、尋找創意新人才,自由開放的藝穗精神,是各地藝穗節蓬勃發展的最重要意義。」 並援引該活動主管單位,台北市文化局局長劉維公,在申請世界設計之都時所揭示的:「這是一場城市改造運動,不只有政府跨局處的合作,更重要的是來自民間單位「由下而上」的參與。……」將「設計之都」置換成「臺北藝穗節」,也應當毫無違和才對。

從「臺北 特務遊」行動觀之,可見臺北藝穗節在精神面上的積極回歸,只等執行面的協調磨合。回應本文第一段話,城市治理的願景,是否能將文化行動視為同一陣線盟友,卸除攻防,而願見破格及嘗試的過程,城市行銷的策略,是否能將其納入文化藍圖的構成之中,端賴主事者的智慧,才能得以見其格局,也會是臺北藝穗節能夠繼續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如果承襲左翼思想的藝穗精神,已不可得,機制的僵化,暫時難以撼動。退而求其次,只能期許人為的力量,不任其淪為台北市文化政績中尷尬的一頁。

註1:
台灣海筆子為一非主流劇場團體,以流動帳篷與集體創作為其特色,其反體制思維與藝穗精神互相呼應。

參考資料:
關於臺北藝穗節
http://www.taipeifringe.org/About.aspx?FWebID=115a769c-b5cd-47eb-993f-39fa1c3ede09

世界設計之都新聞稿
http://www.taipeidesign.org.tw/dt_news_content.aspx?key=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