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創作社劇團(劉守曜)
時間:2015/05/16 14:30
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文 吳旭崧(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學生)

2015國家兩廳院「新點子劇展」今年以「成人童話」為題,其中改編自田納西‧威廉斯《滿滿二十七車的棉花》的《我的洋娃娃》(以下簡稱 《我》劇),沿用導演於2014年赴日參加利賀藝術節的創作為基底,在空間和表演上都呈現以風格化的主軸,將原劇批判美國40年代資本主義造成的壓迫結構,進行二十一世紀當下全球化的台灣當代演繹。《我》劇試圖延伸並翻轉田納西原著中女性做為單純受迫者的角色,將原本兩男對一女的單向迫害,轉變為三角之間多元的情感角力,一方面省思現今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以致深化現代人精神文明的現實,另一方面藉由空間的安排與重構,上演了一場性別政治的冷酷童話。

如同編劇所言,「自劇場空間的選定起,風格化的戲劇處理原則即已定調。」[1]《我》劇在演出中十分強調演員以特定的符號及表演風格駕馭劇本的敘事,類似丑角(玩偶)的演員身形、過分誇張填充的肢體裝扮、乃至於第二場探戈舞的安排,在在展現導演詮釋的焦點所在:透過本身帶有既定意涵或語言涵意的表演符號,去重現既存的敘事,進而翻出新意。的確,演員的表演和舞台符號的互動關係對於觀眾顯而易見。例如三位角色在蹺蹺板上的互動顯然影射了彼此之間搖擺遊移的權力關係,同時也在高高低低之中放肆地展現彼此的肉慾和獸慾。與蹺蹺板相呼應的則是貫穿全劇的探戈舞,藉由高度依賴互動、挑逗同時挑戰兩者的肢體表演,《我》劇延展並具象了原劇情之下暗伏指涉的情感、政治遊戲。然而,風格化的演出搭配符號式的角色扮相,無形中也放大觀眾和演員之間的距離,換言之,《我》劇向觀眾展現了風格化的表演如何和既存的舞台符號對話,然而如此的共鳴似乎太強,勝過觀眾對於表演與劇本的連結和共感。

除風格化的表演之外,《我》劇在舞台空間的經營,或可做為另一種可能的解讀的路徑。導演大量的複製了在日本製作的傳統日式結構,雖不必然與傳統日本劇場歷史對話,但從整體而論,木造框架對比後方飄忽的大片白色汽球,成功傳達出剛性結構下的游移和曖昧。舞台後方以無數氣球堆砌出類似母體子宮又像鯨魚形狀的構造,泡沫、羊水、海等等各種陰性符號躍然台上。同時,導演在空間的調度上,以各種歷時性漸變的安置,隱隱突顯出空間侵占時間的企圖,無論是演員身上漸漸脫落的白粉、鞭打或行走以改變台上的蘇打粉舖面,乃至於緩緩消氣的氣球,時間造成的改變,此一在傳統敘事劇場的推力,被空間紀錄、囚禁於劇場空間之中,一如人的外在形體與內在精神,都逐漸為人造的制度與結構侵占和轉化。最終驅動角色的不再是自然的、台詞中的時間推移,而只能靠人造物的改變來確立,更甚者,時間在《我》劇中,只存在對白之中,消亡於表演之間。

在資本及全球化高漲,甚至凌駕人性成為「新的自然」的二十一世紀,《我》劇改編六、七十年前的文本,一方面如實描寫現代社會架構下更加複雜的性別權力結構,另一方面卻用風格化、符號化的表演過度僵化、簡化這些模糊曖昧的關係。觀者可能必須更警覺的去質問劇中看似給予女性更多能動的安排,是否真能反思當代資本主義形塑、壓迫個體的困境?《我》劇創造了一個「懂得遊戲規則」的受迫者,卻似乎無法讓她在充滿風格與指涉的表演空間中產生對話與可能。當臉上粉末退去,露出的並非原初面貌,反而是如同被攪亂的地面一般,更加凌亂的殘跡。人性的辯證和湮滅,在《我》劇中被輕輕一滑步帶過,徒留滿場符碼,而這些散落、中空、玩壞的「娃娃」,正是貫穿全劇、轟鳴巨大的殘酷。

註釋
1、石婉舜(2015),〈編劇概念〉,《我的洋娃娃》節目冊,國家兩廳院,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