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蘇黎世歌劇院、NSO國家交響樂團
時間:2015/07/22 19:30
地點:台北國家戲劇院

文 王寶祥(特約評論人)

三片別無長物的灰色版面,兩位徘迴生死的夫妻主人翁,兩幕歌劇在兩小時內造就扣人心弦、華格納理想式的全方位總體劇場藝術 (Gesamtkunstwerk),不禁令人想到西班牙黃金時期劇作家洛佩維加 (Lope de Vega) 關於做劇場要素的名言:「三塊木板,兩個演員,一身熱情」。荷穆齊(Andreas Homoki)執導蘇黎世歌劇院 (2013首演)與台灣NSO合作的《費黛里歐》(Fidelio, 1805) 製作,就完全體現這般精純的劇場綜合藝術,甚至添加了電影藝術。舞台黑白色調以外無其他任何色彩,彷彿打造復古黑白電影場景,仿效三十年代德國表現主義電影的光影,及四五十年代好萊塢犯罪黑色電影 (film noir),創造新類型的「黑色歌劇」(opera noir)。

開頭序曲演奏前的驚奇〈序曲〉,將最後正邪對決的高潮戲碼提前預告演出,以至於全劇像是電影般的倒敘 (flashback) 敘事。此外第一幕四重唱將四人的畫外音當作意識流般迴盪在觀眾耳畔,這些結合劇場與電影的效果,再再都凸顯了歌劇作為 opera,其實原本就只是「作品」,並不需要被特地類型框架。這可能是台北國家劇院上演的歌劇中景深最淺的,我無法想像比這更狹窄的舞台,刻意摒除景深,所有三度空間的場景均不搭造實景,而以字幕在牆面提示,企圖讓觀眾 (spectator) 自行創造景觀 (spectacle),以想像 (imagine) 替代影像 (image),算是將Robert Wilson等歌劇導演提倡而蔚為成風的「意象劇場」 (theater of images) 所凸顯的極簡風,帶向另一個更真誠的境界。倔強排除自文藝復興以降早習以為常的透視法 (perspective),這本身就是個突出的觀點 (perspective),荷穆奇《費黛里歐》不讓觀眾看到虛幻的遠處,好聚焦於內心真實的深處。

舞台將箱型佈景 (box set) 玩得淋漓盡致,讓一個似乎早已被當代劇場唾棄為陳腐維多利亞時期的博物館思維,以前衛之姿重生。箱型佈景摺疊為封閉的卡麥拉 (camera),也就是攝影機原意的「房間」(明室/暗房),四立面只有左右兩個小出口,主要面板的向後延伸最多也只能讓政治犯合唱團容身,大部分的劇情在狹窄的黑箱/暗房內開展,又因為毫無多餘佈景及道具而更形平面,壓迫感亦更形強烈,人物猶如在鏡框內遊走,無法逃脫。算是又將十九世紀末寫實主義老掉牙的「鏡框式」(picture frame) 舞台再度發揮到極致,反而賦予新精神,形成前衛,也完全吻合歌劇掙脫壓迫、尋求解放的母題。舞台作為框架,無論是鏡框或是箱型,似乎都在呼應《費黛里歐》主要場景:監獄的框架自由。尤其男主角弗洛雷斯坦 (Florestan) 遭受白色恐怖政治迫害,未審先判的秘密審判在西方又稱作 in camera。

但若只由習以為常的政治角度來看此製作,似乎又限縮了閱讀界域。《費黛里歐》 作為貝多芬唯一的歌劇,其實可解讀的幅度相當寬廣,因為既擔負承接莫札特的古典主義,又開啟韋伯、華格納的浪漫主義,承先啟後德國的德語歌劇傳統,對此歌劇的看法大抵也遵循這兩傳統,一方面依循古典精神,強調「夫婦之情戰勝一切」(原劇副標題) 的情操,寬恕啟蒙才是王道,如同莫札特在《後宮誘逃》的弱女子入虎穴搭救情郎 (女主角名Konstanze 如同 Fidelio 都暗示忠貞不二),以及「仁慈君王」彰顯開明專制的啟蒙精神。另一方面遵循浪漫情懷,著眼於反抗奴役與不公,爭取解放與自由。後者的浪漫閱讀當然是二十世紀各主要製作的核心觀念,尤其自二戰後《費黛里歐》大抵被徹底政治化。反法西斯不遺餘力的托斯卡尼尼 (Arturo Toscanini) 打先鋒,在二次大戰希特勒垮台之際於 1944 年透過 NBC 首度廣播《費黛里歐》以振奮人心,柏林也緊接著在二戰終結後首演自由德國的首齣歌劇,象徵意義非凡。自此之後演出《費黛里歐》經常像是發表政治宣言,也都是自由宣言,頂多場景移置不同時期,例如大都會 2002 年李汶 (James Levine) 指揮,福林 (Jürgen Flimm) 導演的現代服裝製作,可能暗指納粹德國或南美獨裁;而西班牙大城瓦倫西亞讓世人驚豔的蘇菲亞皇后歌劇院 (Palau de les Arts Reina Sofia) 的 2006年開幕首演曲目,也特意選擇《費黛里歐》,特別因為很多人忽視這個法國原著劇本,德國改編歌劇的劇情場景發生地其實是西班牙賽維亞,與《卡門》及《唐喬凡尼》相同。除時空考量外,當代的《費黛里歐》製作已經鮮少強調古典的舉案齊眉之恩情,或由上而下的寬恕,而幾乎都聚焦於自由之可貴。然而荷穆奇的製作更可貴之處,不但在於形式上將歌劇劇場化,甚或電影化,而是將尋求自由/解脫的路徑除去政治化,卡麥拉不只是晦暗的政治審間,也是心靈空間,是暗室,也是心房:左右兩門是吾人兩扇耳,目光所及則是吾人心造的屏幕,若弗洛雷斯坦尋求自由之道被人蒙上眼,吾人追尋所謂自由之道,是否亦必須先開啟蒙蔽的心靈?導演荷穆奇以開麥拉 (camera) 為核心,將英雄歌劇內化、淡化,簡化幾乎為「室內歌劇」(chamber opera) 的規模,將德語歌劇特有的「英雄男高音」(Heldentenor) 扁平化,弗洛雷斯坦與同為貴族的典獄長 (Don Pizzaro) 的階級鬥爭反而看起來像是小蝦米對大鯨魚;更將拿破崙喜愛的英雄式「拯救歌劇」(rescue opera) 關鍵救援的刺激移除,形而上為心靈的解脫與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