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組記憶 提問真實《那一年・這一天》
10月
08
2015
那一年・這一天(香港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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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香君(專案評論人)

「我不記得了!」、「我真的不記得了!」、「我都說我真的不記得了!」(粵語),幕啟,一名女子歇斯底里喊著,另一名女子來往奔跑於上下舞台,重覆擦地板的動作,另有舞台上多名男女或跑、或跳、或低聲呢喃,彷彿陷於某段「記憶」中,沒有出口。當餘光飄到右下舞台,透過白色活動布景的窗口,一名如窺視者的女子靜靜看著一切。舞台的「白」盒子像個腦內劇場,不停重播各段混亂、失序的記憶碎片,直到一男一女、各自呼喊、沿著對角線逐漸分離,才結束這屏息焦慮的第一幕。

「記憶」,是近來舞蹈作品偏愛探討的主題之一,想來,大概與舞蹈某些特質有關,譬如印象式的、跳躍式邏輯的,或是有關身體記憶的議題,其中,以印象式與跳躍式邏輯用以呈現「記憶」質地最為貼切。如此便可理解,何以編舞家桑吉加為香港城市當代舞團編創的《那一年˙這一天》大玩視覺語言,透過兩座白色活動裝置、三台投影機、三台攝影機同步抓取台上舞者動態,以各種後製手法,如共時、重覆、扭曲、變形等,模塑並重組「記憶」的各種視角。

在桑吉加預設中,記憶的存取常態大概是無意識、失序溢出、且多焦進行的,於是,他提供多重視點,一個是攝影機、一個是投影機、再加上觀眾視角。好比有一幕,數名舞者在側面開了一個窗口的白色L型活動裝置內舞動,側幕內則有一架攝影機對準窗內正發生的動態,置於舞台前上方的投影機則將窗內動態放大投射在活動裝置正面,於是觀眾透過共時影像窺見窗內舞者,一如滿溢且混亂的記憶或人格,不停爭奪被憶起與看見的機會。

不過,這類影像機器在作品中的運用,其實已不足為奇,各類創作均會沾上點邊。難得的是,無論就視角或舞者的編排運行,桑吉加讓視覺語言得以與肢體的現場性產生有效連結,不只是一種相互參照式的舞者與布景(影像)關係,而是兩種語言得以相互滲透,甚至共同反轉現場與影像的真實感,虛實之間,的確隱含著現實與記憶界線的模糊和侵越。譬如,同樣以捕捉窗內世界的攝影機與投影協作,輔以開放的L型裝置空間,讓一段正在左舞台發生的獨舞,其所應具備的現場感,卻因為攝影機與投影的協作,讓打在白色裝置上的影像獲得遠觀與近觀的可能,強化了動態本身,也同時弱化了正在發生的獨舞,無論獨舞者如何投入,始終難以與放大枝微末節又宏觀整體的影像匹敵,獨舞者的現場感於是遞減;甚至,桑吉加似乎在有意無意中提問肢體的現場感,也就是說,若「看」,是光影折射、反射、與投射的活動,那麼,當獨舞者一躍進入白色裝置後,我們只能透過攝影與投影看見舞者動態,卻更為迷人,或如前述,當獨舞者與其影像同時存在,影像的細緻與多重視角卻凌駕於舞者的現場感,這些時刻,桑吉加似乎在虛實之間,打上了問號。

雖然桑吉加透過肢體與視覺的協作,就肢體的現場感提問,但他並未放棄以單純肢體在「記憶」上著墨的可能。除了舞作一開始,沒有影像的介入,純粹以歇斯底里的戲劇性表現重覆著單一動作或組合,象徵混亂、失序、重播式的記憶片段,另一明顯段落,莫過於兩串人馬從白色裝置的小門與側幕行列式一湧而出,揮舞著不只卡農與變形的動作組合,甚至將某一組動作抽取並獨立於行列外舞動,隱喻記憶的時間感、變形與放大檢視。當桑吉加以此兩種途徑,也就是戲劇性表現與動作組合方式,甚至混合二者切入「記憶」質地,的確有效傳達了「記憶」的多重面向,也令我目不暇給,彷彿一同陷入失憶或失序的焦慮之中。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當動作組合被獨立抽取出來,僅延伸了肢體美感與奇觀,或落入抒情敘事的路線,譬如有幾段只是單純的男女雙人舞、或兩隊雙人舞重複著同樣動作,輔以抒情的鋼琴與電子音樂,雖可見舞者肢體能力之精湛以及動作組合的奇巧,但似乎多少可惜了前面無論就純粹肢體,或肢體與影像所共構的語言邏輯,以及對肢體現場感的提問等思考。

不過,可留待後續觀察與思考的是,桑吉加在演後座談上,曾提到「舞者的身體記憶」,這個議題,向來是舞蹈可特別著墨處,不過卻並非容易呈現或溝通的議題,畢竟記憶的質地已是傾向個人的,身體感與身體記憶更是私人,實在不是做一組雙人動作,當一個人離去後,留下另一人面對空氣原地做著同樣動作,這類再現式的手法可以滿足探索。但無論如何,這個方向還是有許多值得玩味處。

總的來說,桑吉加與香港城市當代舞團的《那一年˙這一天》在視覺與肢體的協作上,的確給出了有效連結與提問,整體更瀰漫記憶脫序的焦慮氛圍,滿足感知的同時,亦不忘提問真實。

《那一年・這一天》

演出|香港城市當代舞團
時間|2015/10/02 19:30
地點|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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