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人中(特約評論人、藝術家及策展人、亞洲製作人工作營活動觀察員)

亞洲製作人工作營(Asia Producers’ Platform Camp,APP Camp)是由韓國製作人崔石奎(Kyu Choi)發起的「亞洲製作人平台」所進行的四年計畫。韓國、台灣、日本、澳洲攜手聯盟,設有各國代表組成的策劃小組,自2014年起依序輪流擔任主辦,召聚四國劇場製作人駐點交流,今年還囊括香港、澳門、中國、印尼、馬來西亞及紐西蘭。台灣由表演藝術聯盟(以下簡稱表盟)策劃主辦(並作為國藝會與表盟合作「表演藝術國際交流平台」的執行項目之一),邀請製作人王永宏、陳汗青、孫平、楊喆甯及藍貝芝(2014年赴韓代表是前四位及周書毅)組成團隊,進行交誼、參訪、討論、研究等網絡連結工作。

這回地主國帶客人遊台灣,參觀了宜蘭傳統藝術中心、無獨有偶劇團利澤國際偶戲藝術村、戲曲中心工地、雲門劇場,觀賞國光劇團及黃翊的演出,舉辦交流晚會,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三館及台北藝術中心各代表人在活動期間與會,就佈局一件國際集會場合而言,得窺主辦者行政資源串聯與整合的企圖。

最大亮點是台北一日遊「分組研究」(group research),五位製作人各自帶隊進行主題式在地深度探訪,才真正將國際連結的潛文本及敘事展開。他們分別規劃了「替代空間及其展演」、「藝術家的家」、「劇場裡的音樂家」、「跨領域藝術實驗」及「性別與劇場」:楊喆甯引路在機構場館外藝術家的創作空間,如酸屋與少少原始感覺實驗室;王永宏介紹了牯嶺街小劇場近期聲音藝術策展系列的合作藝術家,如李婉菁與張又升;陳汗青拜訪藝術家的排練場或私宅,如張婷婷與無垢舞蹈劇場;孫平穿梭表演及視覺藝術機構,如空場與寶藏巖國際藝術村;藍貝芝書寫台灣性別表演脈絡,如同志議題的劇場編導與皮繩愉虐邦。

直達人與空間的田野訪查,讓國際製作人們得以從特定軸線認識這塊土地,從藝術家、機構、場館甚至心理與物理空間移動過程,牽起與局部社會與文化環境生態面的對話。從相遇引發問題,問題引發脈絡,而「進入脈絡」才是理解自己與他者的方法與目的,及發展國際合作的充要條件。譬如藍貝芝小組,便從酷兒/性別表演實踐談到中國與台灣的歷史政治及解嚴後小劇場運動,到台灣現下性別議題的社會情境。關於國際連結的方法與意義,這道各自表述的「producer’s choice」申論題,五位製作人答得漂亮。

談及立意,「亞洲製作人平台」及工作營重要之處,更在於摸索與探問「什麼是/為什麼需要製作人」及「什麼是/如何亞洲」。前者,它類似當代藝術與美術館系統在二十一世紀後面臨的什麼是策展(curating)及策展(curation)及策展人(curator)在角色功能的轉型、擴充與再書寫之諸種討論。在這裡「製作人」也是。崔石奎便曾用「創意製作人」(creative producer)意圖區別對傳統製作人的通識,可作為起點,跳脫藝術行政框架,去論述製作人之於作品及機制(institutional realm)的當代創造性。後者,進一步說,是後殖民到去殖民的反思過程,它試圖在歐美主導的藝術市場與文化經濟框架下,重構亞洲自己藝術與貨幣的語言及身體。因此台灣在政治與文化體質上的複雜情境,有十足優勢來引導與討論這次集會。然而這次主辦者卻失掉了詮釋主導權

一週的閉門及半公開行程裡,唯一一場公開論壇〈亞洲網絡的發展與跨越〉,暴露了「台灣」在場同時缺席的荒謬情境。首先,能代表主辦者的「台灣—亞洲立場」,來組織整合整場會議的人在哪裡?於是你眼看整場會議由外人主導佈局,除了台灣人上台業務報告「這幾天我們去了哪裡做了什麼」及外國人發言「參加APP Camp之心得感想」外,這場論壇到底討論了什麼?即便有「大家長」兩廳院總監李惠美接棒主持最後關於場館及網絡連結的話題,已來不及扭轉「台灣」幾乎於整場論壇缺席的事實。既沒有聚焦台灣在地藝術文化議題,也無法開展台灣與亞洲表演藝術網絡相對與絕對座標的討論。

不僅未來性與當下性論述缺席,歷史性亦然。舉例來說,1997年舞蹈空間藝術總監平珩發起的「小亞細亞網絡」、身體氣象館王墨林與姚立群自2001年起展開的「亞洲相遇」系列相關計畫及台北藝術節「亞洲藝術共同體」,甚至兩廳院近期連線日本利賀藝術節「亞洲導演競賽」的參賽製作經驗,再拉到雲門流浪者計畫、台北國際藝術村及竹圍工作室等相關出訪亞洲駐村或進修案,在在皆是耕耘亞太藝術圈所累積的跨國合作與交流經驗資料庫,值得爬梳為共構亞洲網絡及作品生產的參考脈絡。這些豐富的素材及相關製作人與藝術家的實作與思想,是台灣參與這件平台計畫上本能具備的話語基礎,更是表盟在策劃及機構本位上的強大後台。可惜的是,當地主國的話語權空洞弱勢,你的聲音便在四國談判桌上消失。

這一局該何去何從?藝術目的與關係政治上,APP Camp 必然會形塑製作人之間透過友誼而誘發的合作案,但它不一定非得叫做「節目共製」。但倘若以「共製」作為四年計畫發展目標,只有製作人彼此聯誼是不夠的。四國策劃小組應該更具策略地規劃讓更多製作人、藝術家、藝術節、場館與機構得以參與並涉入亞太關係網絡。這難度很高,但並非辦不到,更何況策劃小組成員裡都多少有官方資源人脈。它不一定會在第五年產出共製,甚至需要更多時空彼此理解與磨合。每次駐點聚會後,製作人間如何持續深化關係,甚至為了彼此的藝術家登門造訪,拓展軟體與硬體資源串連與整合,才是這四年間真正要下的工夫。說白了,「共製」與「共治」其實是同一件事。

這件非各國文化部發起而民間獨立自主的APP平台計畫,其實相當有潛力創造非官方典型而更加活潑的交流型態,發展民間與官方合作新範式的可能性。2017年,APP Camp將結合墨爾本藝術中心的「亞洲當代表演藝術三年展」同步舉行,屆時將吸納更多亞洲甚至歐美的藝術經濟資源,進行關係政治的全面整合,加上前三年的活動經驗累積,我們可以想像澳洲(與韓國)將風光收割這四年階段性成果。屆時我們會看見台灣藝術家或製作人進入三年展關係網絡嗎?這個問題留給今年所有「在場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