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創作社劇團
時間:2015/12/17 19:30
地點:水源劇場

文 葉根泉(特約評論人)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ng)《疾病的隱喻》引用亞里斯多德在《詩學》對於「隱喻」的詮釋:「隱喻在於給事物一屬於別的事物的名字。」【1】因此,愛滋(AIDS)與恥辱與罪相連,成為罪名的同義詞,AIDS患者是某個「危險族群」、賤民團體的一員,製造AIDS的不安全行為被認為是放縱、犯罪──耽溺於非法化學藥物及不正常的性。【2】

蘇珊.桑塔格一針見血點出為何愛滋病患常期被污名化的原因,是被帶著道德批判的眼光來看待這些感染者,其得病的原因代表其行為的不檢點。創作社此次新作《愛滋味》編劇詹傑,在訪談與宣傳中標榜:「透過田野調查,並積極參與各項同志社運及愛滋關懷活動,將歷經近兩年的見聞感思,沉澱轉化,創作出愛滋為主題的戲劇文本。」【3】,然而觀眾卻無法從此劇感受愛滋為何「將一群人自另一群人分開」【4】,反而被包裹在一件校園學生被老師性侵案件的調查,即使過程中,才讓觀眾得知被霸凌性侵的女學生、調查的輔導老師,都與愛滋病有所連結,但詹傑採取迂迴不直接陳述感染愛滋的緣由(例如被霸凌的女學生母親是如何得愛滋),觀眾也看不到女學生因愛滋病被歧視霸凌的實況,最後女學生到底有沒有被老師性侵最為關鍵的一場戲闕如,轉移焦點反而模糊此劇的訴求,觀眾搞不清楚這齣戲究是要談愛滋病,還是校園的霸凌性侵?當然事物往往並非只是表象上所見如此,而是有其內在糾結的關連,但不直述不點明,更讓「愛滋」這個名詞被架空、空洞化,一如一些外人對於這個病,尚抱持著「內有不為人知的祕密」的揣測,這樣的不理解感染途徑、不明瞭如何不被傳染,才會心生恐懼而排斥病患,這些種種不正是加深愛滋病被污名化的一主要原因,編劇所採取的書寫策略就令人費解。

從幾齣文學獎得獎的劇本作品(如《日常之歌》、《Dear God》等),都看到同樣的情況:創作者選擇不正面重擊生命的議題,反採取舉重若輕、迂迴閃躲掉所要陳述的事件,雖是個人創作的自由選擇,毋需置喙,但這樣的作法,是否顯示一種對於自我不熟悉事件人物的逃避,不願扎扎實實去寫實描摹出真實的情感與情境,所遺留下的空缺,卻以大量的感性抒情(sentimental)言語來取代,往往落入在自我呢喃的傷感情懷裡頭。《愛滋味》亦有此現象,當校園麻煩人物的中輟生小瑜,以渾身是刺去應對他人的詢間與關心,滿口謊言髒話攻擊他人來防衛自己,角色卻時不時以獨白抒情的口吻,去敘述自己帶著寶貝的鬥魚(她稱其「我的小孩」)到處閒逛,與對外在世界的內在描述,這種私密的話語到底是跟誰說?此時所要表達的感受又是什麼?反而稀釋淡化了真實人物的內在景況,讓觀眾漂浮在抒情意象的文字海洋,卻離岸漸行漸遠。

這樣的情況亦出現在導演楊景翔的場面調度。舞台設計以巨大的喇叭牆為背景,楊景翔在舞台正中央及三個角落放置麥克風,強調「主角們都在說一些很私密的話,但這些話語都被放大,象徵所有人都無所遁逃。」【5】但問題在於演員是在什麼樣的動機下,會拿起麥克風說話?或者是被誰強迫以麥克風將私密的話曝露?導演既無法明顯區分、並釐清楚什麼點會觸發演員使用麥克風的行動,遑論進一步去做到彼此權力關係消長的內在意涵,正如那面巨大的喇叭成為牆面的裝飾,毫無發聲的作用。

這樣無實質的表現淪為外表的裝飾,劇中最明顯的例子:詹傑透過演員唱了鮑勃.迪倫(Bob Dylan)的《暴雨將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原曲充滿詩意、意象,內在卻堅石無比,去控訴反擊生命的不公與難題。而被置放於《愛滋味》內,便淪為一首背景音樂,只為了讓演員說出:「我以前曾經想當民謠歌手」的台詞。這樣的溫情氾濫到最極致,是劇中一對分分合合的同志戀人,他們之間最常引用王家衛電影《春光乍洩》張國榮、梁朝偉的台詞:「我們重新開始」。當其中一位因濫交打砲、吸毒狂歡感染愛滋,已病發躺在病床;另一位去醫院檢驗,發現自己也感染愛滋,在得知病情的當天,竟可以對那位讓他得愛滋的分手戀人說:「我們結婚吧」。(我在觀眾席真想大喊:「伊莎貝爾!」(結婚喜餅廣告))

我不是不相信現實生活中有此聖人的行徑與人物,但劇作者的作用不是就要說服觀眾,並讓觀眾看到兩人之間情感互動、愛憎交替,可以達到最後願意完全無條件接納與奉獻的可能。就像「我們重新開始」這句俗爛的話,之所以可以在《春光乍洩》成立,是王家衛讓我們看到兩人愛恨糾葛,如孿生連體的身軀分也分不開,但到最後仍不得不因愛與背叛而分離,這時的「重新開始」成為重複的動機(motif)──打開心扉的咒語讓人心痛,如果不是如此,便只是陳腔濫調(cliche)。

好在有一批素質整齊的演員,補救了劇本的蒼白與空洞,尤其是兩位女角林如萍、余佩真都纖細的捕捉到角色內在的脆弱與無可奈何。“Showing is better than telling.”(行動比言說來得更好)這是編劇創作常會講到的一句話,雖不是定例,但放在《愛滋味》此劇,似乎是更好的建議。選擇面對生命疾病的磨難不迴避,亦是對於劇中所想要關懷受社會偏見歧視的愛滋病患,才是真正的接納與包容,誠如蘇珊.桑塔格所說:「疾病不是隱喻,考量疾病的最誠實方式是避開隱喻性思考。」【6】而非一廂情願、自以為是的天真想替他們發聲代言,卻以自己的語言取代他們的話。(編導不就像舞台上誰可以掌握麥克風的權力隱喻嗎?)該是把麥克風交到他們自己的手上,讓他們真正的心聲被大眾聽到。

註釋
1.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ng)著,刁筱華譯 (2000) 《疾病的隱喻》。台北:大
田,頁108。
2. 同註1,頁128。
3. 張震洲 (2015) 〈創作社《愛滋味》探討台灣社會弱勢族群歧視現象〉,《PAR
表演藝術》網站:http://par.npac-ntch.org/activity_news/show/1450405381029491
4. 同註1,頁131。
5. 同註3。
6. 同註1,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