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台南人劇團
時間:2012/03/31 14:30
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文 陳正熙

《海鷗》或許不是契訶夫最好的作品,卻可能是最難處理的作品,原因當然是劇作家契訶夫,與首演導演史丹尼斯拉夫斯基之間,關於這部有著大量愛情的作品,究竟是喜是悲的爭論。台南人劇團的《海鷗》,也從這個劇場史上知名的公案開始。

就演出本身論,台南人的《海鷗》的整體水準相當不錯,導演對敘事節奏、舞台畫面、戲劇氛圍的處理,設計群對舞台視聽覺空間的塑造,以至於技術細節的執行,都不負劇團專業之名。尤其是舞台前景與背景的對照,雙重拉門所製造的遮蔽與發現,創造出非常優美動人的效果,在整場演出中不時靈光閃現。

另一方面,我對這改編本的編導想法,則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從喜或悲的爭論開始,台南人的《海鷗》改編本,卻不在選擇悲或喜的戲劇情調,而在如何將這悲喜從寒冷的俄國,轉移到炎熱的台灣。因此,即便大幅更動了戲劇時空,並且以本地通俗劇的風格,重現原作中的大量愛情,強調這些關係中的非正常,但編導並未企圖對原劇作家或首演導演,提出真正的挑戰或挑釁,而只在呈現對原作(無論是喜是悲)的一種理解,一種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解。

依據編導的想法,契訶夫劇中人物在表面的日常平淡底下,多的是要爆裂開來的濃郁情感和慾念,因此,生猛有力的台語和霹靂火表演風格,便成了凸顯這些情感慾念之必要。加油添醋和澎拜洶湧之後,就成了具有濃濃台味的《Kamome》,原作中被壓抑的,在改編演出中被痛快釋放,原作中曖昧流轉的,在改編演出中被驚爆八卦,劇中人物不僅麗枝大灌烈酒,其他人大概也都酩酊大醉了。

我以為這是編導所理解的契訶夫和《海鷗》。只是,這卻不是我所能理解的契訶夫和《海鷗》。

以下,我所提出的幾點疑慮,其實無關改編是否忠實於原作,或是否有任何顛覆的意圖,而是被本土化的人物與情境,是否仍能如原作一樣,以他們的悲喜打動我。

首先,是劇中人物的造型。

無論是悲是喜,無論是可憐或可笑,我一直以為:契訶夫的角色即便可鄙,也絕不讓人心生嫌惡,但《海鷗》中月桃、雨祿,甚至是海盟,卻不時會讓我抑制不住那雖然淡淡但明確可辨的嫌惡之感。例如,在海盟和月桃的衝突中,在月桃和雨祿的激情裡,我對拉扯的兩方既無同情,也不覺可笑,只感不耐。其他主要角色,也似乎都少了那麼一點特別動人之處:醫生一角,有在不倫戀情中的怯懦,卻不見看待人生的透徹;玫瑰在天真與世故之間的轉變、開春在婚姻與愛情之間的掙扎、麗枝對生命的哀悼(守寡)、月林對生命的不滿,情感描繪的深度稍嫌不足;條山和德威的可笑,卻倒是真的可笑。

其二,是霹靂火風格的選擇。

除了幾個激情衝突的場景之外,與原作不同的結尾,更能說明這個選擇。

契訶夫的原作,結束在醫生悄悄將康斯坦汀自殺的消息告知作家特里果林,台南人的改編,卻在結尾處植入海盟一頓關於創作的獨白,並配合從舞台上方紛紛飄下的文稿。前者以「壓抑」保留了對年輕作家母子、乃至於成名作家及眾人的嘲弄與同情,後者則以「釋放」卸除了觀眾對他們的情感責任。

如前文所論,導演的風格選擇,是對原作的一種理解,但如果從當下這個時空的角度來看,這似乎也是一種現實的考量;換言之,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對「人生」的理解,對「可笑」的理解,會不會只剩下誇張的諧擬一途?我們對錯綜複雜人際倫理的理解,也只限於八點檔中的典型?

其三是戲劇時空的選擇。

在正歷經劇烈轉變的大時代中,一群庶民的小小悲喜,就是編導選擇戲劇時空的理由,概括而論,這似乎沒什麼問題。只是,《海鷗》首演時的觀眾,就在時代的轉變之中,因此,他們自有大小歷史相互對照或抗衡的脈絡,以理解平靜表象下的暗濤洶湧。但對於當下患有歷史失憶症的台灣社會而言,我們用以對照或抗衡的大歷史情境何在?劇中穿插的歷史註腳,例如賴和與楊逵的文學,是否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海盟對月桃和雨祿的藝術評價?或者讓我們想起張我軍以降的新舊文學之爭?乃至於這些爭論背後的政治意涵?

這些疑慮,成了我和海盟、玫瑰、月桃、明道、雨祿之間的障礙,讓我始終無法真正進入他們的世界,了解他們的悲喜,同情他們的選擇,乃至於最終領悟海盟自殺的悲哀與荒謬。

只是,這些疑慮也是我個人的問題,就如前文所述,這不是我所能理解的契訶夫和《海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