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創作社劇團
時間:2016/05/26  19:30
地點:台北市水源劇場

文  白斐嵐(專案評論人)

移民、異鄉,征服、抵擋,開放、封閉,逃離、收容,放棄、強據──《Holy Crab!異鄉記》說的正是千百年來人類一再歌詠傳唱、甚至親身實踐的故事原型。我們在開闊自由的土地上築起國界城牆,接著我們也許偷偷摸摸、也許大舉入侵,跨越了自己打造的國界城牆,最後更起了質疑,試圖將心中的邊界架空拆毀。關於移民的故事既然說不膩,無論是出走方的顛沛流離,還是迎接方的生存焦慮,總是各自有理。而在《Holy Crab!異鄉記》中,一幕身著美國國旗元素(紅藍白條紋與星形)與印地安頭飾混搭風的三人組合,倒是以「誰的原鄉,誰是原住民」之大哉問,為自己的移民故事打下了敘事基底。

中國劇作家朱宜之《Holy Crab!異鄉記》是首屆【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首獎作品。在與周遭華文地區少有劇本創作交流的台灣,無疑帶來了全然不同的關注視野與劇場語感。即使是深具普世性的「移民題材」(且因中國崛起、中東難民議題等局勢變動越演越烈),其呈現手法與內涵,也與近年來早已成為台灣劇場主流的歐陸路線大相逕庭。相較於歐陸社會中移民與原居民的明確界線,《Holy Crab!異鄉記》從中國移民角度刻劃的美國社會,卻貼切地呼應了這些年來台灣剪不斷也理不清的認同問題。如前段所述,那鮮明的美國/印地安三人組,不禁令人聯想起520總統就職典禮紙風車演出引發的史觀爭議:美國(國家)在印地安人之後才出現在美國這塊土地(地理位置),曾經的移民與掠奪者,成了美國合法的主人,讓前任主人退守小小的保留區;接著,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從南部、從沙漠、從海的另一端來到,曾經的外來者高舉著「原居民」大旗,萬般有理地挺身捍衛疆界,保護自身(從前人搶來的)土地,深怕自己一個輪迴也得退守小小的保留區。星條旗與鷹羽交疊的隱喻,儘管在劇中一閃而過,並未多加著墨,卻成為《Holy Crab!異鄉記》最深刻的意象之一。如今守護關卡的義正嚴詞,不也正是當年名不正言不順的原因?這既是劇中試圖刺破的美國夢,又何嘗不是台灣人(集合名詞)都該感同身受的矛盾?

光談「移民」問題,似乎很容易陷入政治正確的框架裡,任何原居民的焦慮都很有可能落入「右派仇外」的險境。《Holy Crab!異鄉記》除了如前段所述,拋出那「誰才是原住民」的大哉問,更利用大閘蟹的外來物種威脅,為此劇論述攪局。當曼哈頓島的外來蟹類大舉入侵,破壞了生態平衡,人類又該用什麼態度來面對「生物移民」?在生物學上,難道不正是斬草除根,避之唯恐不及?此舉巧妙地破除了「焦慮就是排外」這過於簡化的政治正確魔咒,讓議題矛盾更加勢均力敵。事實上,《Holy Crab!異鄉記》正仰賴這股矛盾,作為其討論基底:如開頭登場(同時也是此劇重要象徵)的自由女神像,既是實現自由理想的標的,但同樣位於此處的艾利斯島(Ellis Island)卻也是隔離、阻擋移民的監獄;又或是海關官員道格(郭耀仁飾),在信任與懷疑中掙扎,「歡迎入境」的背後卻是揮之不去的威脅恐懼。

既然矛盾無法解決,關於先來後到、包容抑或恐懼的情結便暫且擱下,將族群分野與國界跨越轉為個人層次的情感交流。於是,我們看到海關官員道格在職場之外的生活場景(海關場景僅只出現一次),最後甚至和中國女孩徐夏(蔡佾玲飾)談起戀愛,將冰冷嚴峻的「關界」延伸至以人為本的日常交往。中國商人徐林(徐夏兄,林家麒飾)更成了全劇最動人的註腳:幼年時看到海產店螃蟹奮力「力爭上游」,從一百元區塊要游到兩百元區,若說這代表了人往高處爬的移民心境,那麼徐林將螃蟹買回家,作為寵物陪伴,實將移民對於外在物質處境的追求,回歸於個人情感的內在認同與歸屬需求,也才有了後半段關於「我心裡是個美國人」那看似荒謬卻不無道理的感觸。在這角色的鋪陳下,再次質疑了我們什麼拿為彼此分類標籤。

自外來物種大閘蟹拉出的另一條敘事邏輯,是以「吃」為首的食物認同(舞台後方雖明列著「Eat Pray Love」三字,實僅聚焦於「Eat」本身)。關於「你是什麼人」之界定,通常來自於血緣種族或是國籍身份兩大標準。前有銅鑼灣書店老闆桂敏海,身為瑞典公民依舊要「被中國人」;後者有孕婦千方百計闖關,為後代留下「美國人」的一紙證明。無論是外型輪廓或是白紙黑字,在這一翻兩瞪眼的標籤底下,「食物」卻帶來另一種更內化、更流動的認同概念,且早已成為諸多族群作品的鍾愛元素(隨手拈來的例子有希臘/土耳其《香料共和國》、黃志明《辣死你媽》、香港《麥兜》系列等)。俗話說「we are what we eat(食物造就了我們)」,無論是終難忘懷的家鄉味,或是來到異鄉後,隨著陽光、空氣、水質而逐漸變異的新滋味,不正是每個移民最真實的矛盾狀態?此外,由他人所賦予的食物意義,被包裝的文化意涵,讓大閘蟹與火雞成了噁心與溫馨的並陳比對,但這一切評價,如同身分認同,不也是外加的框架假象?

類似於食物烹飪,「音樂」向來也是族群作品拿來與外在標籤相對的流動元素。不過,儘管《Holy Crab!異鄉記》也出現了短短幾段竹板快書,顯然無意在音樂面再次碰觸認同問題,反而是如同希臘戲劇歌隊般,以串場歌舞跳脫線性敘事,或奇幻或抒情,增添《Holy Crab!異鄉記》之於社會現實的預言感。可惜歌隊歌詞難以辨識,失去了與主線敘事相互映照的張力,也讓這些天馬行空的段落更難以理解。此外,在其營造氛圍為主的明確企圖中,卻不見瀰漫全劇的「矛盾」基底,在跳脫現實的幻覺片刻,消散了重新落地的衝擊。

也許移民議題總是特別敏感,深怕一不小心就碰觸了四面八方的玻璃心。《Holy Crab!異鄉記》無論是編劇或導演選擇,都時時可見類似的謹慎痕跡,有時不免也出現了假多元的刻意陪襯。如此劇主線為中國移民與美國社會之關係,或許是擔憂針對性太強,於是拉進了如巴基斯坦、宏都拉斯移民,或阿茲提克與西班牙的殖民歷史,營造了「一個也不能少」的美式多元文化政治正確,卻也只是點到而已。劇中甚至刻意混淆了大閘蟹與中國移民的單線隱喻,讓懷孕的巴基斯坦移民飾演繁殖強的大閘蟹,未免顯得多餘且權宜。事實上,劇場本身假可亂真的扮演本質,自已擁有開放的詮釋空間,更已是《Holy Crab!異鄉記》亮點之一。如說著台式國語膚色黝黑(與高加索人相比)的道格,說出「我看起來不像美國人(白人)嗎」的那刻,早已觸發了文字以外的各種弦外之音。光是大閘蟹、美國/白人、印地安人、移民幾個簡單元素就已說服力十足,點出了不限一時一地、跨越人種國籍的認同問題,何必又再回歸那由標籤所賦予的「多元」?

在政治正確的後作用力下,看著族群問題,不免也令人聯想到性別關係。全劇從徐夏角度切入敘事,徐林與道格二角都是以她為中心,但實際上她卻最沒有自己的聲音,溫順著聽從他人安排、任由他人追求,依附著另兩人讓劇情前進。即使最終自己選擇離開,當初的夢想不曾再次提及,所謂的主動選擇反更像是另一次不得不的逃離。然而,話說回來,我們又有誰真正知道自己為何而來,為何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