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褶子劇團
時間:2016/05/29 14:30
地點:駁二正港小劇場

文 羅家玉(戲劇教育工作者)

走進駁二的劇場空間,進入眼簾的是一間不到兩坪大小的單人牢房。從牢房延伸出的,是一條狹長型舞台。長型舞台的兩側放置了數排與舞台平行、讓觀眾入座的椅子。舞台前方,則另安排了階梯式的觀眾席【1】。

我選擇了坐在舞台對坐區靠舞台右側的第二排坐椅,離長形舞台的中央,僅有一個手臂半的距離。座位右後方的靠牆處,有一架高的螢幕。

緩慢的樂音加上昏暗的場燈,如風雨欲來前、罩著山頭的大片烏雲。凝塑出戲未演,卻已定調出死亡必然敲門的沈重。尚未知悉的,是行刑的精確時辰。

微弱的燈光從牢房漾出。由演員陳以文飾演的死囚角色,從單人床上起身,燈光漸亮,他開始了起床後的作息:刷牙、蹲下身拿臉盆、洗臉。犯人的身影消失在視線外。轉頭搜尋身後的大螢幕,即時攝影的鏡頭,清楚的實況播放著犯人在洗手槽旁蜷曲的身影。

他做著日常的動作。是今日的日常,也是終日待在牢房裡、日復一日的日常。梳洗完畢後,面對牢房門口舒展四肢,活動身體。在狹長的監牢裡,囚犯恣意地展開雙臂,做出一連串已成為「囚犯的一天」、象徵著萬年不變的開始。那些流動、活絡四肢與身體的無聲動作,對應著生硬鐵牢與無生命鐵柱的無所回應。一股嘲諷生命與自由之間,到底是正向或逆向的連動關係,留待看倌各自咀嚼。

活動後,他沿著床邊坐下,翻閱手中的書。無語的開場與身為囚犯的日常,是戲裡角色再平常不過的生活。身為觀者,除了好奇地想窺探牢房內,角色無聲、但有意識流動的每個行為,同時面對異常安靜的舞台,而有意識地體認到隨時間推演而逐漸流失的耐心。兩樣的情緒交會產生一種「過份期待的焦慮」。而這樣的安排,是否是導演張哲龍刻意設計,讓觀眾能在劇場的看戲經驗裡,間接體會死囚必須無時無刻處在「無止境的等待行刑之日」與「明白死亡必來卻仍擁有求生欲望」的擺盪間,對時間流逝而產生的矛盾感?

戲從囚犯與自己獨處的內在狀態,逐漸發展至因為來探監的眾人而表現於外的情感波動。

探監的他者,包括囚犯的朋友、妻子、母親、以及受害者家屬。

每一回在狹長舞台區進行的會客場景,都是先暗燈,兩位黑衣人將折疊式長桌搬上舞台。燈亮前,囚犯和探監者,除了母親之外的角色,皆已面對面就座。燈亮起時,觀眾即能從角色的坐姿、面容與眼神,感受飽滿的情緒張力。

每一段囚犯與探監者的對話,觀眾即能多了解一點囚犯的生活與家庭背景、犯罪原因、個性、親人之間的情感糾葛與牽掛。

劇情著重在確定行刑前的情境脈絡下,讓每回會客,皆成為彼此的最後一面。以情節內容與會客安排的場景來看,似乎有可能因為諸多儀式化的共同性而產生劇情扁平化的危險。但是演員洗鍊的演技與台詞詮釋間展露出的情感,加上導演利用長型舞台空間的特色,即運用兩人間的物理距離,包括距離之間的長短、距離來回折返、移動距離間的停止,暗喻了角色間心理距離與雙方關係的變化。細緻的情緒鋪陳與走位,消解了可能會因為畫面與情節單一化,而讓觀眾感到無聊的情況。

母親進入會客室的方式,是演員朱芷瑩以老態的樣貌與姿勢,佐以間隔小的步距,步伐放慢地走向坐椅,開始對話。從畫面看來,這樣的入場方式不僅強調了移動中母親角色的老化樣態,也同時對比著坐著等待、處於壯年、行動卻處處被手銬腳鐐限制的兒子。讓對話尚未開始,「自由的白髮人」送「失去自由的黑髮人」的不甘心與不捨,定調了會面的氛圍。

從後設角度再次思索舞台空間的運用與角色走位的關係時,上述四人的會客也暗示著更為幽暗的心理層次。

狀似英文字母L的舞台設計,直線是牢房,結束在牢房門口。橫線是牢房外的世界,開始於牢房外,並延伸至監獄外頭。直線是「遵行律法而失去行動自由的」、「被法律判定有罪的」、「與自我意願衝突而被迫服刑的」的象徵;朋友、妻子、母親,以及象徵法律的獄警與律師的出場,進入會客室的方向,讓L型的横線代表了「遵守法規而擁有行動自由的」、「無犯罪行為的」、「緣於人情道義與親情而自願到訪的」。

在所有與囚犯會面的角色中,唯有受害者家屬的進出與離開方向,與其它人相反。

女演員朱芷瑩飾演的受害者家屬,從靠近監牢的長型舞台進出。從靠近監牢的那端進出的受害者家屬,企圖用空間隱涉的「非自願性」,表現出一個自由人,既非是囚犯的朋友,亦非親屬。她的出現,是因為親人性命被陌生人奪去後,才被迫與囚犯開始產生連結,而不得不出現在此的矛盾狀態。

身為受害者家屬,實擁有與囚犯會面的選擇權。在「見」與「不見」之間,她選擇了前者,一個比「完全拒絕」的不見,需要更多內在力量的決定。對話中,她表露出情感上失去親人的痛苦。她也體悟到人死不能復生,傷痛卻是獨留給仍活著的人。而既然如此,那用一命抵一命的司法制度,是否真是最適切的結果?或只是突增因為又有生命即將被折損,而引發更多傷心人的出現?

受害者家屬的心情無解。她在感知與理智間的拉扯與矛盾,呼應著她進場與離場都是靠近鐵牢般的暗喻。她自由移動的軀體,住在一個無法被消解、而被迫進駐的情感囚籠。益加痛苦的是,這等牢籠,沒有辦法生硬如死刑般的被終止。有的只是更為煎熬、被判進入終生監禁、無期徒刑的情感囚籠。

戲的尾聲,上了腳鐐的囚犯,緩緩的從我視線的左邊,走向舞台的另一端,一個觀眾肉眼看不到,但是可以想像到的延伸戲劇空間:刑場。

槍響在此並沒有響起。但是在先前已觀看過演練執行死刑的必然流程中響起的那一響,卻如聽覺暫留般地,在腦海裡「碰!」的發出巨響。紅色場燈染了整室,攝影鏡頭慢慢地掃視著現場觀眾,投影在螢幕上。我坐在觀眾席,被觀看,也看別人。運鏡的視角,讓在坐的每一個人,成為這場死刑發生至結束的第一證人。

俄國文學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裡曾說:「如果社會組織是正常的,那麼一切犯罪行為一下子就會消滅,因為失去了抗議的對象,一切人立刻都會變的正直的。」假設語氣間透露出的,是理想國與實際面之間,更不容易啓齒、卻是更需要受到觀注與討論的「為什麼抗議」、「為什麼有人選擇不正直」、「為什麼組織不正常」。

《死刑犯的最後一天》,一樣會面多樣告別,讓死刑存在的必然、犯罪動機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連動關係、受害者家屬的心理照顧,都成了讓人在離開劇場後,再三思索的重要議題。

註釋
1、更多舞台與劇照,可參考中時電子報《《死刑犯的最後一天》高雄駁二演出 探討死刑的不同視角與反思》,王錦河,連結日期2016, 6月20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529000815-26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