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窮劇場
時間:2016/07/09 14:30
地點:牯嶺街小劇場

文 陳怡君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

「歡迎光臨!」三位扮演超商店員的演員們訓練有素地向一位位進劇場看戲的「顧客」行銷著以愛為名的商品,不免令人直覺地感受到在琳瑯滿目的生活中,愛和人已經變成多麼廉價的東西,然而在這層指涉的背後是一個更哀傷的問題:如果被販售的、廉價的「愛」不是真的愛,那麼,我們還有愛嗎?這個主題在戲劇作品中絕對是屢見不鮮的,然而這齣戲所說並非單純的男女情愛,而是整體社會正共同喪失對愛的想像,三個角色:經理、秘書與打工仔,刻畫了三種階層人們的失落,改編與導演試圖解構台灣工作貧窮、過勞與階級結構的惡性循環,我們看到一個可喜的人是如何變得「可怕」的,這是一件很無助的事情,尤其是當我們在演員身上看到自己。

然而《懶惰》最大的問題在於這齣戲跟女秘書角色一樣太體貼、太善良,以至於它唯一批判的事情就是大眾的善良,透過劇名指出「無謂」是現代人的「懶惰」,但卻無法去批判導致這個惡性結構的錯誤政策與資本界慣於壓低成本的陋習,而這也正是為何整段戲如此沉重的原因:它告訴了我們悲劇如何發生,但自己也找不到出口。當然,從這裡不免又衍生出一個大哉問,「藝術是否需要幫觀眾找到出口?」舉凡那麼多的悲劇都讓我們看見的了人性的矛盾、軟弱和黑暗面,讓我們透過觀看建構起自己用何種角度來詮釋世界,所以戲劇或許可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傳遞,但同為傳遞,戲劇比起教育卻是更自由的(沒有答案的自由)、私密的(個人與作品連結的私密),因此,回到藝術是否需要幫觀眾找到出口這個問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但它應該富有想像力,如此才能賦予觀眾自由的、私密的思想空間。

那麼,《懶惰》的想像力呢?我認為這齣戲為觀眾留下最大想像空間的一幕在於,當出獄的打工仔成為「傳真人」之後,由黑衣服的中性演員和經理告訴我們他非常、非常努力,不要性命的拉住闖入公司的歹徒,這個事件設計得巧妙,一方面我們可以解讀成他被工作異化至此,工作的重要性與使命感甚至凌駕於自己的生命之上,正如現實社會裡,窮忙的勞動者幾乎可說是以點點滴滴的生命來換取卑微的收入,另一方面,聯想起戲的開頭,打工仔也是因搶劫了公司而入獄時,在時空交疊之下正式地把這個結構循環的圓搭了起來,傳真人其實是在阻止那個年輕的自己犯下罪刑,所以才那麼拚命的吧!

將愛的喪失與貧窮、過勞結構密密地編織在一起,導演相當俐落且清晰的呈現了一個社會縮影,《懶惰》就像一把刀子將「社會狀態」這塊蛋糕切了一片下來,讓我們看見它腐敗的、一層一層的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