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差事劇團
時間:2016/11/17 19:30
地點: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文 范綱塏(社會人士)
正式的文章開始之前,有兩個名詞要先界定。分別是「練習曲」與「變奏曲」。
依據音樂辭典的定義,「練習曲」意指「專為訓練演奏技巧而設計之樂曲」,「變奏曲」則是「把樂曲的主題重複出現,透過旋律或伴奏加以改變,每次出現都加上不同的變化。以展顯出作曲家的音樂技巧」。

在這樣的邏輯下,對於差事劇團今年度以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鍾浩東與蔣碧玉二人生命史為發想的《幌馬車練習曲》(以下簡稱《練》)與《幌馬車變奏曲》(以下簡稱《變》),以演出面而言,就有比較清楚的理解:4月份演出的《練》,著重於演員在歷史事件的熟悉、掌握與介紹,也是差事劇團不同於過往《邪靈》、《潮喑》、《子夜天使》、《台北歌手》等「原創歷史劇劇本」,是根據「實際歷史文本的操作」。經歷後半年策畫的《變》劇,就是差事劇團對於這段歷史的「再演繹與詮釋」,以及「展演手法技巧的展現」。

那麼,《變》的「再演繹與詮釋」,表現如何呢?
戲劇的主架構基本沒有背離《幌馬車之歌》。筆者以為,從《練》到《變》,差事劇團在這一主題的表現上,有較為集中,但是更多元的處理,這點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著眼。

從劇作內容來看,《變》明顯的省略在《練》之中對於歷史背景的陳述(如:1950年代的冷戰結構、台灣戰後政經體系、左翼傳統脈絡…等),而更集中在文本的演繹:也就是青年與老年蔣碧玉的時空對話,這次也加入了鍾浩東異母弟-作家鍾理和的歷史證言,並且於戲劇最後朗誦鍾浩東的遺書,對於鍾浩東的生命,有更豐富的展現。

舞台設計方面,《練》與《變》都使用了投影畫面與光影變化進行劇情推演與氣氛營造,不過《練》多以實境紀錄片為背景,《變》則改以意象的文字、血痕、波濤為重。空間上,《變》的場地較《練》來的寬大,讓演員在走位上多了高低差的表現。例如劇中有鍾浩東帶著沉重的行李箱登上舞台的斜坡,卻又自斜坡上翻滾下來,除了演繹實際地理上路途的波折,也帶有薛西弗斯徒勞、迴圈的意象。

演員表現的部分,《練》與《變》也展現近年差事劇團的舞台敘事特色:證言/劇場。《練》多以靜態、口述的方式表現;《變》在敘述的過程中,則透過演員身體的慢行、曲扭、滾動…等,如畢卡索《格爾尼卡》、克羅維茲(Käthe Kollwitz)《戰爭》所呈現戰亂之下的焦慮、不安,以及鍾浩東、蔣碧玉等人心中徬徨、掙扎、最後走向對於信仰更加堅定的精神狀態。
然而,以上的討論都是戲劇工作技術層面的觀察,一個真正要問的問題是作為差事劇團的戲劇創作題材的另一個主軸-「歷史問題」。歷史論述無論主觀/客觀、中立/偏頗,當它被展現出來時,就帶有一種「效益性」。在這個論述上討論《變》的呈現,對於向觀眾傳遞這段歷史,它的效益性如何?
筆者認為這可以從正反兩面來討論。

反面的說法:《變》劇對於這段歷史,並沒有「有效的傳遞出來」,接著進一步引起「觀眾的共鳴」。原因在於劇作的表現大量的「意象畫面」(一如前段落所敘述的劇作內容),使的全戲對於50年代白色恐怖的壓殺、禁錮;革命黨人的理念與時空特色;鍾、蔣二人對理念追尋、實踐的經歷,有「去脈絡化」與「敘事破碎化」的現象。似乎正呼應了全劇開頭的朗誦:革命,何其遙遠,何其虛無,又何其飄渺。

不可否認,差事劇團對於「劇作」的處理,不論在「社會議題」或「歷史問題」上,確實都呈現了高強度的「象徵」與「知識意象」,如果沒有一定的認識與基礎,確實很難理解戲劇內容,更何況要「進入戲劇脈絡」。如果如此,差事劇團兩次對於《幌馬車之歌》的演繹,希冀引領觀劇民眾走進這段歷史,難道也是一個「徒然」嗎?

筆者認為並不是。如果認為《變》,甚至於《練》無法引起觀劇者的共鳴,恐怕是預設了「觀眾作為一個無知的他者」;或者反過來說:「觀眾作為一個全知的他者」,因為無知,不懂劇作的目的,而無法進入戲劇理路;因為全知,看到演繹的缺陷,反而更疏離了戲劇期望帶來的目的。這樣的化約並不公平,甚至是蓄意排除了「觀眾」在這種「文藝實踐傳播的可能性」。如果《春秋》經只是「斷爛朝報」,為何眾人要煞費苦心去解讀,甚至傳唱千百年?創作的意念固然有創作者的個人意志,但是如果沒有「觀眾」的閱聽、傳播,甚至「再解釋」,個人意志終究只是個人意志-沒有意義的空想與死水一攤。

再者,面對於歷史,尤其面對著這一段不容易說清楚的,蔓草荒煙的歷史,難道我們只能有傷痕的、受難的、悲憤的現場,才有觸動觀眾中的情緒的可能,才能激起觀眾起身追尋「轉型正義」的動力?報告式的回憶、意象的革命展演,乃至於理想追尋下的男女情感,能夠理解、閱讀的「觀眾們」,是否在這樣的斷簡殘編中,向「無知的他者」或是「全知的他者」敘述一個更完整、清楚的圖像?

如此,正是《變》在今天演出的正面意義,以及敘述著這段演出的我們,更重要的工作。尤其面對著「在一個大眾消費社會的時代裡,人,僅僅成為琳瑯滿目之商品的消費工具。於是生活失去了意義,生命喪失了目標。我們的文化生活越來越庸俗、膚淺;我們的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廢、枯索」。正因為如此,有如同蔡千惠這樣曾經的「革命者」,面對今天煙花絢爛的社會而沉痛的提問時,我們應該要說的是:

所以,讓我們來把爐火點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