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河床劇團
時間:2016/12/25 19:30
地點:淡水雲門劇場

文 曾浩瑜(戲劇愛好者)

紅色是奔放熱情的,是暴力血腥的,是敢於與眾不同的。對我來說,這件作品試圖在意識的場域中討論,紅點是如何成為草間彌生生命中的必需存在。在河床劇團的帶領之下,我試圖更加深入的發問:作品裡,紅色代表著什麼,白色又代表著什麼 ? 更進一步地,紅白兩者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 ? 為此,紛亂的看戲筆記成為唯一可靠的咒語,試圖在看戲後的漫漫長夜裡,喚回在四十五分鐘的演出時間內的感受。

紅色是陰性的展現,反之,白色是陽性的展現。紅色暗示著女性的身份,而傳統日本社會父權至上的社會脈絡塑造出紅白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紅色似乎代表著女性的不潔與虛弱。在第一個場景中,紅衣女人吐了兩粒紅球後倒地不動,而站在兩旁的白衣女子手皆一手置於腹部,逐漸微蹲,雙方的另一隻手緩緩向前延伸,幾乎快要觸碰到彼此的側臉。這時,兩個白衣女子微蹲的身軀似乎勾勒出一個女人的形體 (手臂為胸部,膝蓋為腰部),而紅衣女子躺下的地方剛好是女生的下體部分,而女子的紅衣裳則象徵著經血。值得一提的是,在這裡,女性的美麗與內涵不是經由自己本身而得以展現,而必須透過男性 (白衣女子) 的勾勒才得以體現。

紅色幾乎快沒容身之地。在白色為主的社會裡,紅色只能因道德規範而不斷的退縮與忍受壓抑,更不用提,談論或展現情慾似乎是白色的專利。劇中,紅衣女子非要等到兩位白衣女子轉身後才敢脫去紅衣,自在地公開揭露她的身體。但她仍四處張望,仍然出於對無限膨脹且高高在上的陽性權力而感到憂懼。草間明明是一心嚮往自由解放的,卻因藏於心底的傳統日本女性應有的道德觀而產生矛盾心理。劇中,當象徵男性的兩位白衣女子在前頭做出充滿性暗示的姿勢時,紅衣女子只能離場。她無法處理,也無從處理。

即使為了改變紅與白之間的關係而必須承受痛楚與罪名,仍然是必要之惡。劇中,紅衣女子為白衣女子褪去那唯一包裹身子的白色浴巾,似乎暗示著解放那個已經習慣被白色包裝與壓抑,被白色禁錮已久的自己,不再成為大男人主義下的俘虜。赤裸著身子的女人從白色盒子裡取出耳機,戴上,好似決心不受任何外界干擾,決心要沉浸在紅白和諧相處的藝術世界裡。當然,為此,草間必須開始承受如媒體的輿論壓力與如暴行般的指責。劇中,每當紅衣女子照一次像,鎂光燈一閃,那坐在紅沙發椅上,似乎直盯著電視看的草間就像被槍擊中了一樣,血液四濺。但在經歷過這樣的歷程後,另一個在台上的紅衣女子似乎看見了暗示希望的暖暖黃光,並試圖將自己完全充分地包覆在光線裡頭。到了這一景的最後,正坐在沙發椅上,紅短髮的草間站起,凝視著遺留在長裙上 (剛好位於她下體位置) 的血漬,好似接受了這就是作為一個前衛的日本女藝術家所必須要經歷的命運與過程。

當紅點遂成為草間積極自我認同的展現時,藝術已經成為一種消化暴力與壓迫的和平手段。劇裡,當紅布逐漸從懸坐在空中的白衣女子身子上褪去,女子開心地從白色箱子裡展開一個橫式海報,寫道:「我是草間彌生。」她毫不猶豫地開始拿起紅點貼在自己身上,為自己塗上紅色口紅。在歡樂的配樂之下,她為自己戴上粉紅色的俏麗短髮,為這個空間增添著佈滿白色軟陽具的家具。她是那麼的認同紅點與藝術帶給她的力量與快樂。但童年的陰影卻始終纏繞著草間,而紅點就成為她面對恐懼的最佳力量。劇中,當坐在陰莖椅子上的草間被童年的自己塞了一口用來填充男性陽具的棉花時,那種在大男人主義下,傳統日本女性的受壓迫者的感受再次湧現。唯有當一盤盤的紅球餐點端上來時,她掐了又掐紅球,歡樂的音樂才再次恢復,而她也才回到她原本懸於空中的位置,似乎成功地讓恐懼止步,重新利用紅點掌回對於自己人生的主控權。

但令人沮喪的是,陽性的性或權力的暴力未曾因她的藝術創作而就此止息,其仍然持續的不斷上演。劇中,舞台左側看似虛弱絕望的白衣女子被一根象徵著男性權力的白色柱狀體穿刺,且那柱狀體不斷地來回擺動。舞台右側穿著長裙的女人則試圖展現自我 (撩起裙擺,露出底褲),卻感到不甚自在。觀眾與女人皆沉浸在現場瀰漫著焦躁的多彩俐落的變換燈光中,女人似乎不知該如何處裡手中的短白柱體,最後只能眼神呆滯地望向觀眾,好似倒在血泊之中 (舞台燈光變成紅色),不斷地向自己質問,藝術創作中所體現的希望是否虛假?

劇的最後,我想,是留給觀眾希望的。五個女人坐在台上,穿著白衣的草間先是畏懼著他人的注視眼光,試圖用吃藥的行為來抑制自己對於紅點世界的忘身追求。直到後來,她發覺治療行為的荒謬性,並轉而重新拾起這副具有極大魔力的紅點眼鏡,用來感受與轉譯這個世界。白色女子最終的倒地死去似乎意味著紅點女王的重獲新生。當我們停止強迫世界只能有單一色彩,當我們能利用紅點來為這個時而暴力,時而殘酷的世界裝點出一些希望,為什麼我們拒絕沉溺在這般美好且和平的紅白相間的現實,而選擇存活在充斥著權力關係嚴重失衡的悲慘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