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Christine Umpfenbach(克莉絲汀娜.溫芬巴賀)
時間:2016/09/01~2016/09/08
呈現:2016/09/08 19:30
地點: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文 陳代樾(專案評論人)

媒體對於社會事件的報導時常服膺主流論述,然而身在其中的當事人又缺乏觀看整體事件的距離,紀錄劇場透過重演(reenactment)喚起觀眾對社會事件的關注,試圖將從微觀到宏觀的各種聲音容納其中。

Christine的作品《Urteile(判決)》處理德國新納粹屠殺移民的社會事件,這個事件最耐人尋味之處,在於不論是媒體或警察,都認為移民的死亡與地下幫派有關,根本沒有懷疑基於種族歧視犯案的新納粹份子。案情隱沒多年,肇因於重要報社記者關鍵的錯誤報導,連帶影響其他報社報導的態度,甚至誤導警察辦案的方向。然而Christine則認為,不論警方或民眾會如此輕易的相信記者,毫不質疑報導的權威,也是基於對於移民根深蒂固的歧視,認為他們本來就跟幫派關係緊密,慘劇的發生似乎理所當然。

對Christine來說,紀錄劇場不只是要再現這個社會事件,而是要指出悲劇背後的成因與社會結構,對移民的歧視不只體現在極端的新納粹份子,也可能在所有德國人的思考言行中,嚴重的說,每個觀眾或多或少都參與這個悲劇的共謀,劇場則是把這種歧視的日常性揭露出來。因此Christine覺得當創作者想要重演(reenact)社會事件時,可以這樣問自己:「我們在什麼層面上也是(共犯)結構的一部分?」藉此將乍看事不關己的議題連結到每一個人的生活中。

社會與個人

工作坊中陳翊麒(Jacky)的作品《外傭》討論移工在香港的處境,同樣的議題在台灣也並不陌生。然而Jacky沒做過外傭也沒有雇用的經驗,該如何說這個故事?創作過程中,Jacky手上的材料來自兩種不同的資料類型,第一種是他朋友雇用外傭的親身經驗,Jacky親自與外傭做過訪談;第二種來自研究資料,譬如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透過社會學理論揭露隱微且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和心裡掙扎、蘇美智的《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則以照片及訪談後整理過的文字形式記錄了不同的外傭議題譬如異鄉生活、外傭的家、外傭制度等等。Christine似乎對第一種資料較感興趣,除了是未被轉化的一手資料,其切身的內容更輕易地從日常瑣事中,抽取出每個人都可能犯的錯誤。

譬如Jacky的《外傭》其中一段台詞提到,新主人要求外傭阿信用Luke和Amy本名相稱,要她同桌晚餐,然而十二年來她已經習慣用Sir和Madam,也從來沒有跟前僱主一同晚餐。這種試圖平等對待的好意卻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忽視了雇主與外傭權力基準不平等的根本事實,身為觀眾的我們也可能忘記這個立足點的不平等。另外有趣的是,Jacky就算關切外傭的議題,依然誠實提到自己在香港各個地方如皇后像廣場、國際金融中心附近看到群聚的外傭,心中並沒有將她們視為香港的一份子。這種並非純粹同情的態度,反而讓觀眾可能的冷漠自然浮現,進而反思這種冷漠造成的影響。

不論是觀眾或是故事裡的角色都是社會的一部分,Christine曾經提到,身處社會邊緣的受訪者知道自己的故事要被放進劇場,時常排拒訪談認為自己「失敗」的故事不值得稱道,譬如原先只計畫到德國短期工作的移民卻一輩子無法返鄉。然而對Christine來說,這些個人故事從來都不只是「個人選擇」而已,放進大環境的限制中更像是一種命定或必然。因此紀錄劇場的敘事手法,需要思考如何將個人的困境連結到社會結構的問題。Jacky的作品以外傭的第一人稱說:「I chose to be a made(我選擇成為一個女傭)。」之後則接連著一系列以「I was told to(我被要求)……」為開頭的陳述,堆疊外傭因為社會經濟因素拋夫棄子、寄人籬下、必須聽命於人的忐忑與無奈,之後再次重複一次:「我選擇成為一個女傭」,這句話卻成為對於外傭是否真能自主「選擇」的質問,將問題推展到社會結構的層次。

表演形式上Jacky選擇透過獨角戲扮演外傭,然而現實生活中Jacky與外傭可以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存在,這樣的扮演如何可能?我覺得有趣的卻是Jacky透過揭露扮演的不可能來達成與觀眾的協議。

作品剛開始Jacky代表自己用廣東話對著觀眾說:「我不是菲律賓人。我不是女人。我還未建立家庭。我沒有很大的經濟壓力。」接著才轉而用英文:「Imagine now I am a maid(想像我是一個女傭)。」Jacky模擬幾個外傭清潔工作的定格動作之後,將敘事轉為外傭阿信的第一人稱,卻不是扮演,除了語言從廣東話轉換成英語,Jacky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依然中性自然。

作品的結尾,Jacky更進一步拆解自身講述內容的不可信,回到自己的身份用廣東話說:「想像如果你的僱主和你在同一間房間,你能說一個真實的故事嗎?在阿信接受我訪問的同時,她的僱主在我們和廚房之間游走,她就在這段時間告訴我以上的事情。所以,我也無法確定事情的真實性。」這樣的結局一方面真實陳述訪談過程的侷限,一方面後設的表現壓迫的無所不在。因為這種微觀的權力運作,存在你我之間,存在每個不經意的行為之中。

現實限制化為劇場形式

為了跟隨外界的脈動,紀錄劇場的創作過程跟田野調查或訪談一樣,無法按照預期的計畫,時常需要隨機應變,需要順應現實。

如何理解現實處境,甚至化腐朽為神奇地將各種限制轉化成為藝術表達的一部分,則是紀錄劇場的一個特色。Christine分享創作過程時常發生關鍵報導人不願接受訪談的情況,然而就算沒有得到訪談的資料,單純將不願訪談的事實放入演出中,也可道出這個角色所承受的社會壓力或心理糾葛,這是透過揭露現實來轉化現實限制的方法。

Christine的《Gleis 11(十一號月台)》是場域限定(site specific)的作品,描述幾十年前有許多自希臘、義大利等地的移民到德國工作,以為會被禮遇,在十一號月台下火車後卻是每人得到一個編號、一張表格、好多人擠在狹小的地下空間中等待被配送,聯想到集中營的情境,那種不安與恐懼令人難以忘懷。Christine找回當時的移民說出自己的故事,許多都已老邁卻沒有得到德國政府應該給予的保障。

《Gleis 11》重返現場,模擬移民到達德國時的情境,工作人員透過大聲公用德文和希臘文雙語指示觀眾移動,觀眾每人手中拿著如同入境單的一張表格,上面不是個人資料與入境表卻是演出流程,帶領觀眾在車站地下通道十個狹小區隔的空間中流動穿梭。因為每個人的觀看流程都是獨一無二的,必然與同行的朋友分散,似乎重現移民當時獨自摸索的感覺。地下空間的限制使得所有觀眾無法聚集一同觀看大型演出,然而對Christine來說,狹小的空間能容納大約十來個觀眾,總共十個小空間每個停留十五分鐘的時間,反倒是最適合素人演員發揮的時空狀態。移民講述著流動和過渡的故事,流動的演出形式也加強了觀眾感同身受的可能,巧妙得將現實限制轉化成有利的劇場形式。

工作坊學員面臨的現實限制比起空間的既有條件,更是創作時間上的限制,短時間內要找到新的創作素材並不容易,時常必須從手邊既有的資料著手,又該如何適應資料型態既存的限制並尋找轉化的形式?

林岳德的《第五街西服》關注桃園沒落的西服店,從前穿西裝是重要的大事,一定要量身訂制。然而當連鎖成衣店一家一家開起來,傳統西服店卻一家一家關起來,除了訂製成本與量產相比不敷考量,流行的樣式也不斷的汰舊換新。岳德因身型較為嬌小需要訂製西裝而到第五街西服,一方面感覺老師傅的專業和用心,一方面也覺得訂製西裝外套過高的墊肩和稍長的下擺,似乎體現傳統男性將家庭一肩挑的陽剛形象,比起時下流行的削肩短板韓風西裝還是稍嫌老氣,除了應徵工作的正式場合,岳德也很少穿出去。西服產業似乎連同一種時代精神,一同消逝在時間之流。

岳德手邊有的資料是好久之前的訪談,西服店老闆和老闆娘說著從前的榮景,就算自己的大喜之日都要連夜趕工,聘了好多師傅生意非常之好。然而岳德錄音的時候沒想過要會在表演中使用,因此也沒有講究錄音的品質。訪談的狀態如聊天般隨性,人群車聲熙來攘往,突然有客人進來店裡老闆娘招呼的聲音,都幾乎蓋掉老闆較為不甚清晰的話語。

Christine和岳德覺得放棄這段錄音太可惜,一直在想要透過什麼樣的形式將這段音質不好的訪談納入演出中。呈現前幾天才想到了一個形式:先讓觀眾聽到錄音夾雜著環境音,接著中間較不清楚的段落,讓岳德戴上耳機,同步翻譯老闆的話語,直到老闆娘說話較清楚時再切回錄音。比較難克服的技術問題是,岳德在聽耳機的時候聽不到自己說話的聲音而難以控制音量,隨著雜音增加也不自覺加大說話的聲音,試了好多次才逐漸習慣。然而這似乎是讓觀眾感覺到原始素材的臨場感,又能清楚接收到話語的內容的兩全之計。我覺得岳德戴著耳機現場直播的專注神情,也為作品加分不少。

將現實限制轉化為劇場形式需要一點巧思,棄而不捨的耐心,與氣定神閒的坦然。我記得Christine曾經這樣說:無論現實狀況如何,都一定是最好的選擇。

為什麼表演?

如果想要深刻關心社會正在發生的事件,緩解人們所承受的痛苦,思考為社會造成什麼實際的改變,你很可能會對劇場的功能產生疑惑。

岳德從戲劇研究所畢業後,輾轉到工作傷害的社福機構工作,在那裡不需要虛構故事,而是活生生的意外事件佐以數據資料和法庭訴訟,還有工傷者用殘破的身體和樸質的言語說著自己傷痛的歷史,那種存在不需表演就足以令人震懾心碎。

社福團隊因為具有清楚的運動方向,期望造成具體的改變——讓工作環境改善,讓傷者得到遲來的正義與照護——因此其呈現風格也蘊含同樣的意識與價值。然而劇場美學跟社會運動目標的推動能有什麼樣的關係?劇場在現在的社會脈絡中能產生有什麼樣的影響?則是岳德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當台南的嶺南村申請地質檢查發現是水源區,卻依然要被永揚公司化為垃圾掩埋場,資深劇場人許瑞芳與社區的老人走在抗爭的第一線,也透過劇場將抗爭的辛苦歷程訴說出來。然而就算歷經十年抗爭成功了,瑞芳發現人們依然活在擔心水源區被化為垃圾淹埋場的陰霾裡。她覺得劇場似乎能再進一步做些什麼,喚醒更多人對水源與環保的意識,因此想將當時與社區居民匆促完成的演出進一步轉化推廣。

岳德與瑞芳抱著這樣的疑問與不滿足,希望從紀錄劇場找到某些答案。然而劇場工作者或許會面臨一種掙扎,如果想要改變社會,為什麼不直接加入社福團隊或環保團體,留在劇場又能做什麼呢?紀錄劇場相對於其他劇場形式,給予更多與社會議題連結的,那改變卻如何可能?面對這個問題,Christine時常微笑的臉龐卻難得顯露悲觀。她覺得劇場其實不能做什麼,因為結構的問題太巨大難以撼動,紀錄劇場關心的是這些對立的價值如何合理存在,如何共構難解的困境,而不只是同情弱勢,也不像社福團體選擇改變體制根除問題這樣的斬釘截鐵。

卻不是說改變完全不可能,Christine的作品《FLUCHTEN 1-4 (逃亡 1-4)》關於德國的非法移民,團隊中除了六名超過追訴期的非法移民之外,還有一個在移民署負責裁定去留的公務員與一位警察。討論的過程中處於相對立場的角色難免針鋒相對,Christine也如實將爭辯的過程納入演出,卻要他們交換角色:警察扮演移民,移民代表公務員說話,學習拋下主見站在別人的立場。演出結束後演員都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然而參與演出的公務員與警察最後都離開自己原來的崗位,選擇別種生活方式。Christine覺得劇中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改變了自己原本的想法,甚至影響對自己人生的選擇。

比起結構與制度的難以撼動,也許紀錄劇場試圖從最小最小的細節著手,從最深最深的地方,改變人們觀看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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