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時間:2017/05/12 19:30
地點:國家劇院實驗劇場

文 白斐嵐(專案評論人)

或許不如歐洲皇室世系那般錯綜複雜,但王嘉明《血與玫瑰樂隊》「族譜」也可回溯至2014年北藝大學期公演製作《理查三世和他的停車場》與2015年國家劇院《理查三世》。相近的主題(涵蓋莎士比亞自亨利六世至理查三世的歷史劇),延續的形式,然而這「第三世」卻不再由歷史人名點題,而是三個關鍵字取代之:血、玫瑰、樂隊。前兩者一正一反成了這段血腥歷史的象徵,後者則暗示了以「聲音」為骨架的形式結構。於是,莎翁經典成了素材,像是古典樂曲創作的母題,仿擬、延伸、開展、拆解、形變,鋪陳為截然不同的樂曲。

開場,畫面尚未明確,聲音已先滲透空間。演員分坐兩邊「樂池區」,以各種物件操作音效,對著麥克風七嘴八舌,像是看熱鬧的八卦群眾,看著趙逸嵐飾演的聖女貞德緩緩走過被觀眾席四面圍繞的「又」字型舞台。這位迎向火堆的法國少女,不但為隔著英吉利海峽的島國內鬥間接拉開序幕(英法戰爭勢力消長關鍵,當時在位的亨利六世也因此丟掉廣大法國領土,內外交逼),更為「樂隊」形式建立基調:演員即樂手,配音、配樂、配聲;同時,演員即鄉民,現場直播、即時評論,以旁觀者的安全距離親身參與歷史事件。

若形式為主題,形式背後的企圖又是什麼?儘管導演王嘉明在節目單一再強調自身對於「意義」的抗拒,我依然想回到此次《血與玫瑰樂隊》作為【新點子劇展】節目的策展主題:被牛津辭典選為2016年代表字的「後真相/post-truth」──意指人們不再相信客觀事實,而以個人經驗、信念、情感作為評斷基準,在英國脫歐與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開始盛行,時常與自媒體取代主流媒體、假新聞盛行等社會現象併用。然而,令我好奇的是,劇場該用什麼態度面對這來自政治語彙,帶有負面意涵的「後真相」?在劇場裡,所謂「客觀的事實」還有一席之地嗎?劇場向來不正倚賴著個人經驗、信念、情感,藉著台上台下你情我願的默契扮演,才得以讓舞台上的世界成立?回過頭看屬於歷史的純粹真相,不正是劇場不斷建構又解構的?如十七世紀英國劇作家筆下的貞德,與法國人歌頌的她有什麼不一樣?如歷史學家記下的男人歷史,被迫缺席的女人歷史,各自隱藏著什麼弦外之音?難道後真相所形容的狀態,不正是劇場從古至今的本質?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在擁有後真相本質的劇場,處理後真相的當代政治語境呢?

不論後真相與否,2014年來三版《理查三世》系列作皆在處理「真相」本身。特別是先前不少評論皆提到的「身聲分離表演方式」(演員角色台詞由另一位演員配音表現)與話語權之關係,如林乃文於〈說話即權力〉【1】中所言:「在語言的操弄下,歷史、政客、人民、大眾、明星、偶像,有自覺或不自覺都是傀儡,卻各又不是一體同構,組成嘈嘈切切大合奏」;或吳政翰於〈假戲假作的後設僵局〉【2】中提到:「藉由站在偶後方或者舞台外緣的演員配音,彷彿意味著受政治戲局主導操控下,人如偶般喪聲噤語、失去自主」;抑或是紀慧玲於〈舞台話術之紅白對抗一直玩一直玩〉【3】中對於前後兩個作品之比較:「在前一版,操控歷史與政治的權力是無影無形的隱喻,到了這版,操控的力量來自話語/話術,擁有發言權或巧言令色者,才是歷史決定論者──這也在劇中消遣莎劇中文譯寫版,小小訕笑了譯寫者的權威,以及,觀眾更可推而論之,也許理查三世的歷史留名定位也是莎翁一廂情願的話語造成。」誰掌握了話語權,就掌握了「真相」詮釋。這樣的權力關係,自政局、媒體,延伸至劇作家與作品,導演與觀眾,在舞台上揭露權力結構如何形塑真相的同時,卻也更加鞏固話語的權力。

但在《血與玫瑰樂隊》中,對我而言──除了女性自先前兩版被迫讓出話語權,再到這版本成為主要敘事者(黃珮舒飾演的伊莉莎白),甚至是貫串全劇、牽動政局的關鍵角色(王安琪飾演的瑪格麗特),以殉難的女性開場,以脫離歷史現場的女孩閒聊收尾,彷彿暗示著女人被迫加入男人戰局,卻又在男性話語權下遺落身影,成為我相當喜愛的安排──真正關鍵的不再是話語文字,而是聲音。當提到「真相」,人們總是說「眼見為憑」,但對於聽覺的依賴,或許才是「真相」得以輕易哄騙世人之原因。在一百二十分鐘的劇中,我們耳朵聽到的聲音,與眼前畫面,像是兩條波線,有時彼此干擾,有時眾聲喧嘩,有時具象無形情緒(如情歌響起的怦然心動瞬間),有時增添視覺張力(如對決場面的鑼鼓點)。換言之,在我們目不轉睛之際,眼前畫面卻是由演員兩側現場製造的聲音所重新詮釋,場景憑著聲音而合理。在此同時,話語本身(除了刻意涵蓋的多元腔調,讓聲音表現更為豐富)似乎彼此交疊干擾,在過快的語速、過多且龐雜的資訊間失去了承載意義的功能。話語不再是話語,成了聲音,像是我們所處的喧擾時代,被過多的資訊淹沒,聽到了聲音,卻消化不了訊息(矛盾的是,牆上字幕卻又似引誘著觀眾回歸文字閱讀,而非放任觀眾去感受聲音的存在)。

只是,倘若眼見不能為憑,真實並非全然可信,數百年前的莎士比亞寫下英國皇室奪權史,與現今《血與玫瑰樂隊》欲呼應的當代時空情境,又如何彼此疊映呢?這或許才是最讓我困惑之處。撇開對於「後真相」的語義不提,劇中以形式影射明喻的,如自媒體、現場直播、即時評論、鄉民文化,其實都代表著權力結構的重新組合。過去被動接受訊息的群眾,反過頭來編輯框取,詮釋自己心中的真相;而個體集結的群眾力量,同樣也能反過來被當權者消費利用。但劇中除了以「島國」連結的雙重指涉,拾取台灣社會時事的關鍵字外,一度營造出群眾與政權貪婪地在麥克風前、在手機鏡頭前上下交相賊的多線交錯,卻又回歸前兩個作品的上對下權力關係,讓群眾再度成為被操縱的對象(甚至被演員刻意耍弄)。像是一曲對位賦格,主旋律最終依舊強壓。如此一來,無論觀眾能否在劇場/現場拍照打卡,也改變不了我們只能是旁觀者的真相。

註釋
1、林乃文評《理查三世》,發表於表演藝術評論台,見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16010
2、吳政翰評《理查三世和他的停車場》,發表於表演藝術評論台,見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11138
3、紀慧玲評《理查三世》,發表於表演藝術評論台,見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1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