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劉純良(專案評論人)

今年七月在台北登場的世界劇場設計展(WSD),始料未及地在臉書上的黑特劇場(Hate Theatre)變成熱門話題,比平常觀察劇場製作的篇數還高。從上黑特的那一天,到WSD活動結束,不同的TATT、OISTAT前員工或劇場人出來表態(一樣是臉書,但開始出現長文),這些愛恨情仇前世今生,我覺得都是當代社會的顯像,也是劇場圈不同的職務跟觀眾彼此之間的各種微小磨合,值得分析。稱不上是「現場」演出,但其實事件的發生充滿現場性。這也促使我思考國際組織的性質,以及我們對國際與本土之間的想像,尤其語言與認同之間的關係。

對這些現象與現場的理解,很多時候,老實說是來自於旁敲側擊的空間觀察,觀察服務台如何行動,參與者究竟是誰,更像是不具名而鬆散的田野觀察帶來的結果,因此以「做田野」作為評論的潛在框架。

七月初一開始,表演藝術圈熱鬧到讓人苦惱。兒童藝術節、世界劇場設計展,臺北藝穗節、台北藝術節都有事!光是選擇就讓人頭痛。而且世界劇場設計展竟然同時有三件事,包括了劇場設計競賽展覽(WSD Exhibition)、劇場藝術節(Scenofest)、OISTAT國際劇場組織世界會員大會(OISTAT World Congress)【1】。

競賽、藝術節與會員大會,雖然都是世界劇場設計展的活動,卻是不一樣的事。我的身份是自主參加的評論人,跟會員大會沒關係,主要參與的活動是競賽展覽與劇場藝術節。一開始重心僅擺在劇場藝術節,競賽展覽的興趣則是慢慢才勾起。活動眾多,演出時間衝撞,加上在北藝大於我交通不易,選擇策略成為盡量一天湊兩場以上演出。一天看太多場,空調吹了又出門熱,熱了又進去冷,不知不覺就生大病。昏沈一覺睡醒,打開黑特劇場,WSD竟然已經在臉書的黑特劇場紅起來了。

我沒想到WSD 會這麼熱門,如果對網頁只有英文感到不愉快,一陣子以前就開始的宣傳,幾個月前就可以開始黑特(Hate),為何開展後才熱烈爆發?是上了黑特反而讓人開始關心,增加了觀眾群?這之中究竟有什麼引爆點?其二,我來WSD的定位是觀眾,WSD的定位究竟如何,事前並未研究。WSD到底面向著誰,希望吸引誰?一開始於我是相當模糊的議題,也因此我對WSD的定位與思考是浮動的,大多來自於現場的觀察,搜尋資料則是後期書寫的工作。

劇場藝術節的節目而來是第一個我認為「與我有關」的活動,有不少節目限定觀眾人數,限量的殘酷讓我買票時多少亂槍打鳥。然而這個「與我有關」的印象,第一天參與節目時就逐漸裂解。第一天有幾個現象特別令我留意,其一是等待演出排隊時的參與群眾,不少人戴著WSD的與會者名牌,在相對有限的觀眾數中,我參與的場次,近乎每場都有一半以上是掛著名牌的與會人員,不同國籍的人也相當多。我很快就判定自己不是WSD的鎖定群眾,包括劇場藝術節也是如此。相對有限的觀賞人次與演出場次,會員之間進場看看也就滿了。其二,開展當日我才在北藝大拿到手冊,如果手冊目的是要宣傳,出來的時間點太晚,發布地點限定北藝大,手冊製造的效應,完全沒有辦法擴及任何非北藝大的實體空間。然而經過了WSD的服務台後,我又修正了對手冊的認知。在有外籍志工的服務台觀察了一陣子,會去服務台的,如果不是身上有與會者名牌,就是正要領名牌的人。這簡直就跟我大學剛畢業參加XX學年會一樣,如果把這手冊當成是參加年會時的那種手冊,報到時拿一本,就不覺得那麼怪了。

會員大會、競圖比賽展覽、發明獎、再加上劇場藝術節,活動彼此之間就算不辦在一起,似乎也不是不行。但當他們湊在一起時,確實在認知上有所衝突。辦在一起有其效率與成本,然而這也就帶來了顧此失彼的比重問題。看看參與團隊的數量,看看演出的緊密與互相衝撞程度,我認為WSD的活動大多不是以觀眾為主,尤其是設計競賽展覽,去看設計展時,剛好遇到了幾個手上拿著計分板的評審,我覺得這個展更多的是為了比賽,免費看展的我只是經過的觀光客。很像是廟裡有人忙著求姻緣,旁邊有老外在拍人求籤,我覺得我就是WSD的老外。

身為觀眾的我,來就只是湊熱鬧了?劇場藝術節本身真的沒有向著觀眾的意圖嗎?如果沒有,何必公開賣票?演出結束後,許多演出團體都會自主開放座談,例如新加坡的《空轉》,沒有座談的作品例如《旅程》,也在場外提供便利貼讓觀眾能有所回饋。然而這些交流的渴望,無可否認的會遇到語言的隔閡。例如《空轉》,儘管我不在現場座談,根據參與者的說明,現場完全是以英文作為應答,加上許多提問者的身份都是WSD的各國會員或演出參與者,於是以英文作為平台就成為不得不,而欠缺翻譯,看起來也就成為了讓本土觀眾深受疏離的原因。現實來說,作品發表能夠期待達到的最好效果,在這種場合,不太會是票房。觀眾意見固然重要,潛在買家或者合作者的浮現,建立新的關係,也是另一個重點。

不管是黑特劇場對WSD的強烈反應,又或者是我自己「路過」WSD的狀態,都讓我思考著劇評人跟製作的關係,以及觀眾與製作的關係。劇評人,似乎跟製作的技術環節比較難建立關係。不管是多創新的技術,在沒有成為演出時,要特別找出什麼來講,不那麼容易,可能也不一定是劇評人的工作。或許劇場設計的美學、技術與觀眾參與的方式,還有一些可以交流之處,但特別為了設計師出現的工作坊,本來也非劇評人的主場。

仔細想想,劇評人可以影響的,是製作的「未來」。而且這影響力是否存在,還不一定。創作者閱讀你的文字嗎?很多人不讀,搞不好讀黑特劇場的還比讀劇評多。劇評是否已經能作為一種職業?劇評人之間有無交流的機制?當製作本身似乎尚未成就為健全的市場時(怎樣健全?看看是否票房能養活大家,是否大家都拿到了合理的創作與演出費用,都是指標),要談這些事情困難,也言之過早。

再回到WSD,原本我是抱著觀察個別「作品」的心情來看,但仔細想想,這些作品與團體,之後的發展性如何,真的是很難說。首先每個團隊的組成異質性高,有已經在經營藝術空間的人,也有個體戶湊在一起做事,再者,用中文書寫的評論,對於母語非中文的團隊而言,又有什麼意義?這麼多團隊,有誰還會再來台灣呢?在可能只是單一期程的相遇狀態,不管是面向演出團隊,或者是面向沒有參與演出的讀者,感覺都很難找到核心書寫。想到這邊,提筆就特別困難。在這種內心的掙扎中,WSD也結束了。

回頭看WSD讓我感受但也接受的「外人」感,以整體策劃來說,四年一次,需要包容的作品多,扣掉競圖本身扣緊公共空間,或許活動數量相對會稀釋了策展概念(假如有)。這些活動與展演,如果說其中有什麼共同性,那就是把技術/設計作為主體。WSD的劇場藝術「節」((Scenofest),Scene廣義上牽涉舞台場景,從場景本身的設計、工作方法、換景,他的「劇場」不只是「演出」。翻譯成劇場藝術節,確實有點微妙,如果把「劇場」視為物質與空間,其互動、技術、使用,而非「演出作為總體概念」,或許比較貼近這些活動的本質。

劇場製作的分工在互相牽連之餘,有著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如果以設計競賽來思考,以設計為核心思考與主體的單位,演出的整體成果不是事情的重點。假如一個演出演員低劣,卻燈光美氣氛佳,結構良好還超出一般想像,在合宜的競賽語言與展示中,得到青睞的機率並不一定會低於一個忠實配合演出,但自主性較低的作品。而在這樣的關係型態裡,原本以演出成果的整體為主要評價標準的遊戲規則,就必須要改變。這也意味著,思考整體的觀賞者,甚至是促成演出能量流動的演出人員,從原本的主舞台退為配角。那麼,作為觀眾的受眾,包括某部分以演出評論維生的我,以及以演出整體的接收作為評價標準的觀眾,在競賽展覽的活動中,就遇到了思考的衝突,甚至是典範上的衝突。

從這種不同的關係形式去思考劇場藝術節以及劇場設計競賽展覽所引發的爭議時,所謂觀眾進入WSD的衝突便不只是圈內與圈外的差異,而是,在圈內不同職位彼此流通的關係中,有一些關係面向觀眾,但有一些關係,卻是面向「製作」。

把WSD看成以「製作」為主體的業內活動,我們如何思考「業內」,是否幻想他是均質的組成,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中,誰比較容易得利?這是值得商討的問題。這時,語言的問題就重新浮現,如果說劇場技術人員、相關設計,是WSD的主要對象,那麼對台灣的設計、技術人員而言,這個交流真的有發生嗎?甚至是周遭「鄰國」是否交流,也都成為疑問。

再回頭看劇場藝術節本身,縱使是展演團體,也面臨了這種語言的協調。例如列在劇場藝術節的《愛之惡疾:心的解毒》,就演出團體提供的資料來看,原本的語言是泰語、法語跟日語,而因為來到台灣,於是便將泰語的段落完全改成英文。現場聽會發現他們講起英文非常吃力,但那也是在他們認為在這個群眾混雜的場子,所能做到的妥協。

當會員眾多國籍各異,選擇英文可能已經是溝通的折衷選擇,在有限的人事物力下,最後網站只有英文,或許是因為,會員國的「地點」,不是這個組織的行動核心。話說回來,考量這是國際劇場組織第一次總部「不在歐洲」,或許真的是走出歐洲的此刻,國際劇場組織才真正遇到了「什麼是國際」,甚至是「什麼是地方」的問題【2】。或許這也是國際劇場組織可以問自己的問題,在持續轉移的狀態下,會有大部分人都懂得英文的地點(但不一定官方語言是英文),也會有像台灣這樣,每個人的英文能力有顯著差異的地方,那麼這個組織在四年一展時的預期是什麼?真的是像我所猜想的一樣,以服務會員為主要目標,而不一定與主辦單位的落腳處有強烈關係嗎【3】?

如果網站有了中文,演出作品都有中文翻譯,是否就會減少本地觀眾的抱怨?減少抱怨等於皆大歡喜嗎?不要說國際組織,以台語或者客語發音為主的演出,如果不懂的人,會有什麼反應?會覺得應該要下字幕嗎?我們是如何評定自己身在主場,如何認為自己被排除?例如前陣子來台灣作《斷翅飛翔》的莫穎詩,結尾念一堆粵語沒打字幕,就是對不懂粵語的人不尊重嗎?

語言代表了什麼意義?這是個議題。為什麼定義台灣是主辦「國」?為何特別認定國家作為劃定辦理的方式,這件事情也很有趣。語言牽涉認同【4】,作為廣義的「台灣人」,幾乎沒有一件事情無法不扯到台灣「性」,如果有個人憑著自己的力量得到什麼肯定,就會是「台灣之光」。如果把國際劇場組織落腳台灣視為「台灣之光」,那麼這次的辦理,是否就會感覺自己被打了一巴掌?

不只是在黑特劇場,對於WSD的類比,確實往往糾結於「國際」與「台灣」的關聯,而將類比對象擺在台北藝術節或者是世大運。台北藝術節或許是因為也是劇場的重大節慶,且有許多國際團體,中英文的資訊確實也提供良善,但台北藝術節的主要目標在於演出,對象是觀眾,跟WSD的整體性質不一樣。世大運的類比,我覺得更有意思,世大運確實也是競賽,但主辦單位是「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廣告請得到市長來拍,捷運車廂可以特別為世大運做內裝,這跟國際劇場組織、劇場技術協會、台北藝術大學,顯然不是同一個檔次,目的也差很多,然而將WSD 與世大運相提並論的,卻不在少數。

在WSD裡面,很可能有黎巴嫩設計師在倫敦發表作品,有台灣藝術家在墨西哥做展演,那麼,該說是發生在墨西哥的作品得到好評,還是該說台灣人的作品?如果不是在墨西哥發展,會一樣有趣嗎?在藝術創作的途徑中,一個人的養成與國家固然有關係,然而卻不一定有絕對的關係。如果以所有個體的集合體來思考WSD或者國際劇場組織,那麼,以國為界的分類方式,必然會發生認知衝突。

對純粹的觀眾而言,如果沒有跟這個場所有種情感關係,例如,某個朋友也在競賽之中,喜歡的燈光設計有入圍,又或者是自身對製作為主體的面相有興趣,或者對演出作品的實驗性有興趣,那麼,WSD的活動,某程度來說,整體是很難消化的。這難消化,未必只是英文好或不好的問題,而是在這不同的關係形式與期待中,觀眾恰巧是一個微妙而尷尬的存在。沒有演出不希望觀眾有熱烈好評,但是,懂得演出團體使用語言的觀眾,以及能讓演出團體過渡到其他地點的業內人士,後者看起來重要太多。

我在這場子裡看到各種不同的人,交談寒暄,各自尋找位置,各自尋找機會。他說明了一些交流的殘酷事實,儘管並不必然如此,但事實是,如果你會講英文,或許在這個場子,會得到比較多機會。如果你會講英文,那麼看演出時,就比較不容易覺得被排拒。英文作為資本,在這種場子特別吃香,於是不懂英文的業內人士,可能成為局外人,懂得英文但跟製作面沒有關係的人,也是另一種局外人。

想像在第一廣場感覺自己身在東南亞,所謂台灣人的主場優勢便完全落空。在這種來回往復的想像中,會有人感到受傷,就像舞會中會有站在牆邊的壁花壁草,原本以為把家裡開放成聚會的場子,就會成為主角,誰知道,事情卻不是這麼樣。有時,我們以為自己有主場,便無法接受自己暫時退居局外。有時,會忽略了真正的場子屬於誰,就像原住民的土地議題一樣,必須訴諸於「沒有人是局外人」,而凸顯了真正的正主子,在這土地劃分中,成為了局外人的殘酷現實。

WSD為何會在黑特劇場激發如此大的反應,我覺得,正是因為,每個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成為了局外人。然而,這正是我們可以問自己的問題,是否一個業內活動,必然讓圈外人感到無所適從?是否語言與國族想像的關係,足以制約我們對事件的反應?是否我們無法面臨從演出回歸到製作時的典範轉移?

在關係以及文化作為資本的世界裡,如何審視自己如何成為外人?審視自己何時置身事外?是事不關己,還是無處可去?我們有可能在其中找到一種同理的空間嗎?我們能否接受與包容自己是外人的時刻?又如何認知自己在關係中的不利?這是屬於「人」的大哉問,然而,這正是為何我們仍需要創作,這也是為何,我們必須極為嚴苛,但仍有溫柔。

註釋
1、國際劇場組織的工作人員分別在私下與臉書上說明,組織就像奧委會,主辦國/單位有自由決定如何主辦,而組織總部跟主辦國在同一個地點,是他們的第一次。雖然只是短短的文章,或許可以說明他們對活動主辦的立場。請參考:https://www.facebook.com/wwanjung/posts/10213135254838640?pnref=story。
2、請參考聯合報訪問,鄧慧純,〈串聯世界劇場人 OISTAT@台灣〉https://udn.com/news/story/6845/2569887。
3、這也讓我想到,在2016年,拜朋友來訪墨爾本所賜,我才知道有PSi(Performance Studies international)這個組織,每年一次的PSi年會,確實也是年年換地方,依靠當地會員的人脈與能力去想法籌劃。而每一年的主題,也未必就跟主辦地點有長足關係。例如2016年的主題是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氣候變遷就是一個全球議題,確實不一定有地方性。加上組織是國際串聯,其中難免也會有讓人感覺白人中心的地方,不過確實在這種號稱「國際」的組織中,主辦地方的主體性是很微妙的。以墨爾本來說,PSi也拉近了原住民相關議題,或許算是比較符合澳洲主體性的一個處理方式。
4、例如在我這個年代因為《X檔案》而一砲而紅的美國演員Gillian Anderson,她童年住英國,近十幾年也都住在倫敦,事實上也改了國籍。每次只要上英國的節目,她一定講英國腔,到美國,就是講美國腔,凡是有Gillian Anderson講英國腔的影片,Youtube留言必然是一陣瘋狂辯論,會有人說她98%腔調都對,但2%有錯,也會有人說她幹麼要來假裝英國人。口音、語言,在塑造認同與排外上確實是一個明確的指標,像Gillian Anderson這樣公然違反「國籍」卻又把英國腔操縱得很好的演員,確實也會製造某種認同的困境,甚至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