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同黨劇團
時間:2017/10/14 14:30
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文 吳岳霖(特約評論人)

意外的票房奇差、或說並不意外(畢竟連編劇也自稱票房毒藥了),大概是《白色說書人》首演後的窘境。雖是無損這部作品在敘事與形式相互配合下的圓熟,卻仍可惜地未能被更多人看見。

當日的演後座談,受邀的白色恐怖相關研究學者以略帶質疑卻又有些果斷的語氣發言,認為是演出題材所牽涉的政治性、而一般觀眾無意接觸白色恐怖所造成,似乎將到場與未到場的觀眾做出「非黑即白」的劃分。政治事件作為劇場題材或許可成立為理由,但政治其實是台灣劇場始終不缺席的主題,況且近年以白色恐怖為材料的作品尚有創作社《少年金釵男孟母》、耳東劇團《服妖之鑑》,既未獲相似處境,亦於近期複刻。該追究的,可能是此週間的表演活動近乎飽和,相對稀釋了每一場演出的觀眾量。只是,《白色說書人》為何不被選擇,也形成另一個迴圈──似乎仍就是「政治」。我認為,不管在場或不在場的人,多數是「灰色」的,也就是「既黑也白」、「不黑亦非白」;這種介於其中卻又有些區隔的冷感大抵才是決定進入劇場的關鍵,而《白色說書人》在其主題的包覆下也形成某種非必要的選項。

多半被界定於1949年5月20日至1991年5月22日間的「白色恐怖時期」,起於《台灣省戒嚴令》的頒布,終於《懲治叛亂條例》的廢止;在中華民國政府罔顧人權、民主與自由的前提下,壓抑、甚至是扼殺台灣不同面向、世代與思想的言行、意見與聲音,以製造假案、扣上匪諜罪名的方式在各地濫捕、刑求與濫殺。「白色恐怖時期」的結束,並不代表傷痛隨即止住,所鞭笞在政治犯家屬、乃至於倖存者身上的是糾纏一輩子的斑斑血痕,午夜夢迴、白晝日常依舊蒼白。只是,當歷史事件在時間裡被拉開距離,會慢慢變為歷史長軸裡的一個記號,就算它離我們是多麼地近、多麼地切身(特別是多數時間裡,這個事件始終被當權者壓制著);當參與歷史事件的人逐漸凋零、或者易位,記憶也會被稀釋,再也無法成為多數人的痛感。我會想起前陣子的新聞,文化部長鄭麗君出席立法院「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草案」審查時哽咽地表示,許多受難前輩等不及博物館正式成立而離世,希望組織法儘速三讀,讓博物館順利升格,用國家高度面對威權時期人權受害的歷史;但,藍綠立委卻往往質疑其急迫性,立委王育敏更詭辯似地執著於「威權統治」的「威權」該如何定義,是不是民進黨說了算、文化部自行定義等問題。【1】在不同身分的人們眼裡,逐漸成為「歷史遺跡」的白色恐怖與威權時代,成為切身卻難以逼近的傷痛,最後竟落入文字的遊戲。更可悲的是淪為政治工具,如《白色說書人》裡頭那場總統恢復受難者及其家屬名譽的典禮。羅毓嘉曾指出,2011年7月15日,台灣解嚴二十四週年紀念日,前總統馬英九歸還黃溫恭於獄中留下的家書;卻規劃了十二分鐘的總統致詞,而領取家書的時間僅五分鐘,且指定黃溫恭長子黃大一代表致詞,並須提供講稿讓相關人員核閱。「主體的錯置,使得以遲來的家書返還流程,顯得荒謬至極──受難者已在國家的蠻橫作為之中被消音,家屬更被國家變成了為政治人物站台的配角與棋子。」【2】受害者反而變成迫害者或收羅、或拋擲的籌碼,恢復名譽、歸還遺書也就只是形式上的和解與轉型正義(博物館蓋與不蓋會否也只是一種象徵罷了)。

於是,紙糊的舞台空間、穿梭的布袋戲偶似乎成為《白色說書人》對歷史事件的被建立、當權者的各自表述進行的某種沉默控訴。《白色說書人》以邱安忱的獨腳戲、吳榮昌與黃武山的操偶作為敘事之形式,如何調配比例、共存舞台並流暢切換、互動是導演戴君芳於此劇最精采的介入與形塑。演出形式與劇情敘事順利地接軌──紙糊的家具(如冰箱、桌椅等)是兒子文彬替甫過世的父親糊的,不只是即將燒往冥間的祭品,更是他們原本日常所使用的一切;布袋戲偶是文彬幼年的生活調劑,蔓生出來的故事填補了他們生命的缺口,而最常出現的布袋戲主角廖添丁,亦成為父親在兒子心目中的形象。同時,這也形成故事的第二層隱喻,暗示著歷史、人與事件的狀態──不堪一擊的、被扮演的,如紙糊的一切、被扮演的戲偶,都在「戲中戲」裡尋求相互的對應。特別是借用廖添丁在地下廣播電台不斷被擴充的樣貌與故事,疊合出這個未曾出場的父親/養父的模樣,也步步揭開藏在表層事件背後的種種,透過虛構的故事。

《白色說書人》雖以「白色恐怖」為題材,卻在看似沉重的指控裡轉譯出人性的柔軟、情感的輕盈。編劇詹傑在繁重又眾多的歷史材料閱讀裡,似乎更被這批受難者的遺書所觸動,也或多或少受到《無法送達的遺書》一書的影響,「一個人總是有一天要死的,請您們不要過分傷心吧!」(郭慶給妻子的遺書)【3】、「祝您們健康‧快活!」(郭慶給兒女的遺書)【4】、給爸爸最後一吻吧!我的鈴蘭!」(黃溫恭給女兒黃玲蘭的遺書)【5】最後化為劇中文彬生父陳國良所留下的那封遺書,只輕輕地交代了幾句日常叮嚀,以及「不要仇恨後來的養父添財」。其實,演出時間約莫九十分鐘的《白色說書人》要到近乎一半左右才真正出現「白色恐怖」相關的線索,而其整體情節的推演更像是兒子發現生父、養父與生母間身分易轉、揭露的懸疑劇或推理劇。甚至,在情節慢慢抽絲剝繭後,也不若連續劇的高潮迭起,未有報復、崩潰的戲碼,戲就如每個日常繼續往下。回頭想想,文彬的生命確實被白色恐怖所深深影響,但他的「受難者家屬」身分其實是被迫害者/政府所附加、所界定的;在此之前,文彬不過是個破碎家庭的失敗者、或是大時代下的魯蛇(loser)罷了。於是,《白色說書人》藉由身分與過去的逐漸揭開,走進對人性的琢磨,而非歷史事件的陳述。在「走出白色恐怖」【6】的漩渦裡,「走進/近白色恐怖」。而那些對時代的控訴,就平平穩穩地放在我們對生命、身分所無力決定的剎那。靜謐,卻沉痛。

如林立雄在其劇評〈大寓言時代《白色說書人》〉所指出的幾個可惜之處,包含演出人物的區隔不大,以及劇本語言的節奏韻律問題等【7】,我都深感認同。更多感受到的是,邱安忱雖持續用自己很豐沛的表演張力去推動劇中人物的情緒/感,卻推得有些過滿,讓所有人物都像是同一張臉、同一種情緒。此外,整個舞台的元素雖是豐富,卻也有些度飽和,似乎得有更多留白的空間與餘韻。

或許,我也是個「灰色聆聽者」。

作為解嚴前後出生的人,「白色恐怖」在記憶裡是相對稀薄的,比起身在威權時代的人「恐懼而選擇遺忘」或「順應著時代活著」是截然不同的成長經驗。但,翻閱當時所遺留下來的文字紀錄,似乎仍看到血流/留在上頭的痕跡。而《白色說書人》所選擇的敘述口吻,正提供了這群「灰色聆聽者」足以感同身受的可能(縱使,我們都明白感同身受有多麼地難與不可能),以及轉述歷史的另一種方式(因為我們都不可能也不願意再回到過去);至少,在不同身分、相異背景養成的人們,理應都能在《白色說書人》所刻劃的種種人性裡,聆聽到「白色恐怖」不只是一個歷史殘跡的故事肌理。

註釋
1、參見黃韋銓:〈鄭麗君哽咽:盼儘速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新頭殼,網址: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10-11/100154(瀏覽日期:2017.10.25)。趙靜瑜、姚志平:〈人權前輩等不到人權博物館 文化部長鄭麗君哽咽〉,中時電子報,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011002260-260407(瀏覽日期:2017.10.25)。
2、羅毓嘉:〈老子就是黑五類〉,《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台北:衛城出版,2015年),頁101。
3、參見《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頁66。
4、同前註,頁70。
5、同前註,頁113。
6、此處借用孫康宜的著作《走出白色恐怖》。孫康宜:《走出白色恐怖》(台北:允晨,2007年增訂一版)。
7、林立雄:〈大寓言時代《白色說書人》〉,表演藝術評論台,網址: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26378(瀏覽日期:2017.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