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余隆、蘇千尋與中國愛樂樂團
時間:2017/12/02 19:30
地點:台北國家音樂廳

文 武文堯(專案評論人)

睽違十六年,中國愛樂樂團由音樂總監余隆領軍,再度於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台灣樂壇對於余隆應不陌生,放眼全中國,最有權力的指揮應屬余隆,身兼中國愛樂、上海交響樂團、廣州交響樂團、香港愛樂首席客席指揮、北京國際音樂節與上海夏季音樂節音樂總監等,並常客席國內外各大樂團,所謂「音樂活動家」,幾乎是為了余隆所創的新名詞。去年,余隆便曾來台客席指揮NSO國家交響樂團,今年三月又率領子弟兵上海交響樂團訪台,兩岸音樂交流頻繁,並無受限於政治上的迂迴停滯,無疑是值得鼓勵的,也藉由音樂,讓雙方面彼此理解。

中國愛樂樂團成立於2000年,余隆不只參與了創團工作,也擔任音樂總監至今,可說是余隆執掌的三個交響樂團(上交、廣交)中,關係最親密的一個樂團。此次亞洲巡迴,偕同香港小提琴新秀蘇千尋(Paloma So)與樂團協奏聖賞斯(Saint-Saëns)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下半場則是整場演出的重心—柴科夫斯基第六號交響曲《悲愴》。余隆長期投身音樂教育,發掘並培育樂壇新秀,年初隨上海交響樂團訪台的鋼琴獨奏者是年僅十二歲的王雅倫,此次與中國愛樂亞巡的蘇千尋現年十一歲,都是指日可待的明日之星。這些小音樂家們因為與余隆的合作,不只能增加國際上的知名度,也能漸漸開始職業獨奏家的訓練。

筆者對於蘇千尋的演奏感到相當驚艷,這位稚氣臉龐的小女孩一站上舞台,不只不怯場,還能有著大器、穩重的表現。從聖賞斯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開頭,便已抓住所有聽者的目光:這樣音色渾厚、技巧精準的演奏,竟然是出自於一位十一歲的小女孩!放眼國際,像這樣的「天才」雖不是特別少數,然而筆者認為蘇千尋是有能力脫穎而出的,只因為她對於音色的揣摩、掌握,以及對於音樂敏銳的體會,都使得她有別於一般比賽型的「天才」–這類型的獨奏者經常是技巧完備,對於音樂卻沒有自己的語言與特色,說不出所以然的演奏,常使得他們淪於賣弄技巧。蘇千尋有著優異的音色、穩定的音準與完備的技巧,就算演奏時產生了技巧的失誤(例如第二樂章後半的連續泛音、第三樂章的快速音群、大跳等),蘇千尋仍能臨危不亂,穩定的延續音樂的進行,相當不容易。詮釋方面,儘管仍然相當稚嫩,音樂層次過於單薄,例如第二樂章,音色優美卻淪於呆板,缺少了音色與細節上的變化,不過這樣的年紀能有如此的演奏已是無法苛求的。演奏家的養成之路實屬不易,蘇千尋是極有潛力的新秀之一,期待日後能見到持續精進、對於音樂有著更深刻體悟與詮釋的小提琴家蘇千尋。

中國愛樂應可說是大陸樂團中相當優秀的一支隊伍,在國際上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綜觀中國愛樂的特色,直接、剛強、富有表現力,似乎有著北方人的性格,在演奏上常是大器、豪情萬丈的。如此特點,加上本身帶有北方人性格的余隆,使得中國愛樂的演奏精準、清晰,像是有著十足馬力的跑車般,能夠恣意的馳騁奔馳,也讓聽者能有酣暢淋漓之感,不過在細節上較為缺乏,有些時候少了音樂的流動性。比較台灣的樂團,便與中國愛樂有著相當的不同,含蓄婉約、細膩優雅,常常是絃樂聲部表情豐富,銅管聲部卻「力有未逮」,在精準度、音色上略遜於中國愛樂。或許是南北差異,不同省份、地區的樂團也展現了不同的性格特質。以此次中國愛樂演奏的柴科夫斯基第六號交響曲《悲愴》為例,第二、第三樂章有著非常生動的表現。第二樂章五拍子的舞曲律動與弦樂的流動感,都被處裡的相當清晰,聲部間的交織緊密,甚至到了行雲流水般的境地;第三樂章則徹底展現了中國愛樂深厚的演奏實力,整個樂章先在穩定的格局中逐漸開展,任何一處細節都不馬虎,弦樂的撥奏、打擊樂的拍點與精確的節奏型,全都被余隆處理的有條不紊,以中國愛樂在這兩個樂章的表現而論,已能證明中國愛樂不僅是大陸樂團中相當頂尖的,放眼整個亞洲應也是相當具有水準的樂團之一。

相較於第二、三樂章高水準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奏,余隆與樂團在第一、第四樂章卻產生了幾點嚴重、亟欲改善的缺點。余隆善於營造大起大落的效果,然而卻缺少了細緻內斂的一面,第一樂章呈示部絃樂的十六分音符鬆散凌亂,樂團各聲部間缺少了統一與調和,整體聽下來有種心浮氣躁之感,極其優美的第二主題也顯得過於亢奮,少了打動人心的共鳴。余隆的指揮動作相當大,在快速樂段無疑給了樂團精確的提示,然而在安靜、平和的樂段或許可以將指揮動作稍微化簡,如此不只能夠讓樂團有著自己說話的空間,也能減少干擾音樂的進行,讓音樂更加連貫。柴科夫斯基第六號交響曲是一首比較私密、內心的音樂,余隆與中國愛樂將此首樂曲詮釋得過於戲劇性,而顯得有些刻意,作曲家安排的一些細微的效果很可惜的被忽略了。像是第一樂章、準備進入發展部前,是一段低音管彈性速度的獨奏(一組被加入了延長記號的八分音符下行音型),當天余隆幾乎沒有落實延長記號應要有的「留白」時間,馬上進入了表示著ff的發展部,如此一來顯得過於急躁了,前面標示著六個p的安靜段落若能給與適當實質的延長,或許能將音樂的對比更清楚的表現出來。

第四樂章也同樣產生了上述的問題,余隆的詮釋忽略了細節,有時候還不經意地產生了趕拍子的現象,導致弦樂的三連音、附點主題被很含糊的帶過,相當可惜。筆者以為,演奏第四樂章時應讓音樂做的沉穩、深沉些,方能多一些與聽者的共鳴。雖然一、四樂章有著以上的缺點,但銅管聲部的表現仍值得大力讚許——中國愛樂亮麗紮實的銅管音色,是亞洲樂團中罕見的。絃樂聲部若能層次分明、多些流動性將更好,當晚比較可惜的是木管聲部,似乎不在最好的狀況。余隆的指揮特色在音樂會第一首演奏的理查.史特勞斯《最後四首歌》當中的〈在晚霞中〉(鄒野改編絃樂團版)也能有所體現。此作品很要求樂團的細膩度,不論是綿長的旋律線條,或是隱藏在各個聲部間的人聲旋律,以及模仿鳥叫、原本由長笛吹奏現改由小提琴獨奏的段落,都考驗著樂團的合奏功力。余隆算是掌握了此首作品,然誠如筆者前述,或許能夠讓樂團自己說話,適度給與「留白」的空間,定能表現出更溫暖的意蘊。

兩岸分治以來長期敏感的政治局勢,導致雙方的交流往往有著隔閡,在台灣要能欣賞到中國愛樂、廣州交響等樂團的演出,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的,雖然中國愛樂等團有著不少的錄音出品,然而卻無法在台灣的通路上購買。筆者認為這是相當可惜的,同為華人樂團,台灣的幾個職業交響樂團不妨與大陸的主要樂團增加交流的機會,不只能彼此學習、成長,也能形成良性的競爭關係。此次中國愛樂樂團來台演出,特別加演了一首返場曲(安可曲)——劉天華十大名曲中的《良宵》(管弦樂版),這是該團此次亞巡唯一加演安可曲的一場,由此可見中國愛樂對於台灣聽眾的重視與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