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雲門二團、劉冠詳、蔡柏璋
時間:2018/04/13 20:00
地點:淡水雲門劇場

文 劉純良(專案評論人)

雲門2的《春鬥2018》,今年只有兩個編舞者劉冠詳與蔡柏璋,分別編導〈變態〉與〈Aller Simple〉。看完以後的第一個疑問是:「編創者關心的東西,如果我真的覺得很難關心,或不受說服,要怎麼辦?」第二個問題是:「不關心時,演出擺在劇場的脈絡是如何?」第三個問題是:「如果我開始覺得舞者,其實都是編創者自己的倒影,那麼,如何評估這個作品與演出者之間的關係?」最後,「春鬥」本身,到底是什麼?推出新興編舞家跟雲2的動能何在?編創者在「被推薦與推出」時,內在策略何在?

看演出時,我的腦中出現了幾個過往春鬥的作品,其一是伍國柱的〈斷章〉,其二是布拉瑞揚的〈出遊〉,最後則是孫尚綺的〈鼠輩〉。想到伍國柱,是因為〈斷章〉裡有種身體的焦躁,與劉冠詳〈變態〉對舞者的需求感受相似,布拉瑞揚的〈出遊〉裡有個持著行李箱移動的舞者,隱喻著死亡,也讓我聯想到蔡柏璋使用物件的方式,孫尚綺的〈鼠輩〉,則是因為作品要求舞者必須有某些個人性的連結,哭泣、焦躁、聲音,這也是春鬥2018兩個編舞者都處理到的手法。

身體的躁鬱、奇形怪狀,物件的隱喻,舞者的表演性與戲劇性,都不是少見的作法,如何讓隱喻與表演產生深度或連結,進入編創者想要而自己也信服的狀態,決定了作品呈現的真正樣態。雲門2的舞者,接觸如此多不同的編舞家(先不論是否春鬥的編舞家是否真的落在光譜的不同端點),身體是否相對找到自由呢?看完《春鬥2018》,奇妙的是,很少感覺雲2舞者自由。這種不自由,好像是編創者期望他們自由也難以自由,有時候,也可能是編創者期望的只有自己的自由。要怎麼形容這種不自由,嚴格說來就是盡心盡力把事情做好,但自己似乎沒有很過癮的狀態。身體技巧體能都讓人敬佩,但有時感覺缺少人味。

縱使劉冠詳標題寫著〈變態〉,動作力圖變態,身體能否內化是個問題。〈變態〉應該要是個汁液淋漓的作品,至少我想劉冠詳跟鐘柏勳在聲音上有這樣的企圖,身體上也多少可以感覺到要去擠壓出自我內在惡性的可能。然而運用聲音創造環境、給予刺激的過程,或許太過單向。我可以想像劉冠詳自己跳〈變態〉,也能想像他「聽」聲音可能會的反應,但舞者如何理解聲音?是否討論過這些聲音的狀態?聲音是在什麼時候成為「被聽見」而非「強逼而來」?如果聲音必須強逼,必須製造壓迫,那麼張力何時有效,何時造成疲乏?這是可以商榷的議題。

假如說春鬥是展演編創者能力的拍賣場,我感覺劉冠詳在〈變態〉拍賣的是編舞家身兼聲音設計的身份。為了要讓這個拍賣產生效力,演出者必須足夠變態,劉冠詳也必須勾引他們的變態,而不只是執行變態的樣貌。如無內化,奮力的嘗試可能就成為舞作的焦點,而非變態本身。當然,我也在場上看到舞者彼此找到關聯的時刻,那時間,表達就較為飽滿,但可惜並非始終如此。

聲音上,如何讓聲音傳導至表演者與觀眾之間,應該是評估的標準。假如劉冠詳渴望直白與爆炸的聲音處理,那麼直觀的聲音想像(例如他的聲音),也必須要相應地具備層次。直觀並不等同於同樣的強度或單向,如果要聽吶喊、口水,那麼就做到底吧。相比之下,電子合成器的處理,較為理性而能夠找到聲音的意向,同時也是整體動力的催促者。雖然,我覺得有些部分,仍舊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些問題是從看了《棄者》就產生的疑問,劉冠詳確實在身體上創造了風格,舞作開始近乎人體蜈蚣般的調度,其顫抖、爬行、連接,其實是有意思的,而且很像B級片。在手上沒拿節目單時,也會直覺這是他的手法。然而一次調度多個舞者,會看見處理身體質感上的力有未逮。編舞就整體結構而言,仍存在有趣之處,但有些重複並未產生效果。舞作裡的燈光,讓這理應高張但有時感覺疲乏的作品,產生一點點差異與趣味。服裝也幫助創造了想像空間,尤其是無論男女胯下的好大一包,讓人深深感覺這真是一支有潛力可以欲求不滿的作品。但當然,胯下好大一包,並不代表射出來不會是空包彈,這真的還是需要更細緻的表演調度,才有可能讓一切元素成真。

我所看見的問題,並不能歸咎於舞者,也不只是劉冠詳力有未逮,我覺得要問的應該是觀眾看不見的創作生產過程。在看〈變態〉時,我感覺自己看見一個極小的宇宙,又或者可以說是一個小小玻璃箱裡面尚未成形的生態(還不是生態系)。每件事情都照著編創者的腳步走時,作品本身能夠提供的呼吸空間反而小了。當作者的意志凌駕了一切,舞者與觀眾作為有血肉的人,究竟要在什麼地方讓這血與肉與創作相接?我覺得是值得觀察的問題。

相比之下,蔡柏璋的〈Aller Simple〉對於舞者的個體性,在乎得多一些。或者是,他試著用舞者自己的生命去做功課,去講一個簡單的事情,講人的前進後退,尋找回憶與啟程。但不知為何,明明用了不少舞者自己的功課與回憶,大致上卻還是覺得這似乎是創作者自己的單程票。這個主題可能的含義與詩意(雖然我仍然不懂為何標題使用法文),似乎還是缺少了接榫點。

就節奏而言,〈Aller Simple〉在音樂的處理或燈光上,都擁有讓舞作前進的動態,不過就舞作本身,整體結構上讓我聯想到命題作文,似乎缺乏較大的連結空間。我感受舞者奮力地去做,但是有時不確定他們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結構上,一開始串接行動的錄音,是否有必要在最後重新出現?如果舞者已經開始吃番茄解放自我,或許無需讓人聲再次浮現?

前進、後退、停止、爬行,呼吸、哭泣、掙脫、言語、麥克風現身(聲),都是直白的處理,其中也有「畫面好看」之處,但真實性並不是在每個舞者的身上浮現。或許楊凌凱是少數在其中較能將奮力慢慢轉化為行動的舞者,我也可以理解為何由她去唸出舞者自己的生命課題。但某些細微呼吸與轉化的時刻,例如麥克風對著舞者,聽他們的呼吸與嗚咽,我有時會看到「為了麥克風做聲音」的狀態,在此前,在此後,稱不上是連續狀態。有些時候,節奏的斷裂是為了跳進另一個空間,但有時候,節奏的斷裂似乎更像是被動地等待。

這個作品的燈光、音樂設計、服裝設計功不可沒,讓整個作品有了呼吸,然而〈Aller Simple〉也像〈變態〉一樣,環繞著創作者的內在核心,其中的封閉性讓我感到憂心。尤其符號的拼貼與使用,與舞者的身體擺在一起時,無法並行前進,對我而言是取捨的兩難。

春鬥2018,編創者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說了自己想說的話,但似乎也就言盡於此。如果說春鬥始終的目標是推出他們有興趣的編創者,與蔡柏璋的合作,是跨界演出的嘗試,或者是為雲2舞者開啟另一扇表演之門的嘗試?假設說是為了雲2舞者,我相信舞者跟蔡柏璋的工作過程,一定也新鮮有趣味。但放回舞蹈的脈絡,思考舞蹈與戲劇的跨界合作,思考跨界的可能性時,整個作品的呈現,在結構與身體上,都不是特別豐富。

春鬥作為常態節目,對雲門2是有意義的,雲門2團,不管是社區經營與跟年輕編舞家的合作,我也覺得是好的模式。但是,回歸排練場到上台演出,身體可以走去哪裡?這或許也是一個策展問題,又或者,他必須要開始是一個策展問題。回歸到工作過程,舞者怎麼看待自己?在作品的流轉之間,他們覺得自己是什麼?如果編創者說了自己想說的話,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但舞者讓人感覺僅僅在執行創作者的意志,那我們就流失了他們的人性。在執行與「做」之間,需要一點自我的存在。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劉冠詳跟簡晶瀅的合作是那麼有趣。在強大的表演者面前,創作者的意志會在他們身上長出翅膀。然而,創造強大的表演者,不只是表演者的課題,也是舞者、創作者、創作群在工作過程中必須重新翻新的課題;不管是多請一位戲劇顧問也好,又或者是去重新賦予舞者權力,讓他們有在作品中呼吸的自由,或者是去思考編創者邀演的內在邏輯,或許都有必要。1999年,雲門2團創立,至今將近二十年,新團也變成老團。與不同創作者合作的模式,確實美好,但也只有在彼此之間創造更強動能時,才有可能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