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蘭陵劇坊
時間:2018/05/05 19:30
地點:國家戲劇院

文 張敦智(專案評論人)

1980年,蘭陵劇坊正式成立;後來礙於現實因素僅舉辦了五年,由姚一葦先生所主持的「實驗劇展」也正式開辦。當時距解嚴仍有七年,一年前台美斷交剛發生,社會上下仍瀰漫動盪、猜疑的政治氛圍。1981年7月2日,旅美學者陳文成遭警備總部約談,當天釋回後,隔日清晨便被人發現陳屍於臺灣大學研究圖書館(今圖資系圖書館)旁。相隔一年,在中國國民黨立委洪昭男介入與要求下,最後一批因228事件的入獄者獲得釋放。這大約是台灣小劇場運動起始時的政治氛圍,相隔一年,1983,實驗劇展來到第四屆,《演員實驗教室》也於該年首演。

劃開這樣的距離看《演員實驗教室》(以下簡稱《演》),在尚稱緊繃的政治社會氛圍下,透過從美國學習而來的戲劇活動、演員發展,將自我袒露在舞台上作為完整演出,確有其時代意義。在小劇場運動、新劇在形式、內容奮力萌芽的同時,《演》的演出之所以成立,標誌了從每一位演員到導演,對自我存在的強烈意識。從作品內容往後推演創作者初啟的動力,只有當個體被視為明確凌駕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思考層面而存在的客觀事物,才可能發展出此將凝視不同個人作為演出全部篇幅的作品。它的打破第四面牆並非形式上,而是內容上的,透過毫不尖銳的方式在舞台上重新連結個人與觀眾,這種仿若朋友的分享,在劇場裡,凝聚起新的社會。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由劇場內向外的連結,透過當時僅二、三十歲的演員生命分享,開啟了國家以外,個體的共同體想像路線。在內容跟形式都幾乎少有評論空間的事實背後,隱藏了作品是特定歷史時期下精神產物的現象。因此《演》被創作於1983年的臺灣,並且也將只真正存在於1983年的臺灣。

作為比較,在實驗劇展第二年,文化大學楊金榜便已經執導《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以下簡稱《六》),可見當時臺灣戲劇界對此作品已並不陌生。之所以將《演》與《六》並讀,是因為就劇本意義上,它們在台灣相隔兩年的交錯,標誌了兩種不同極端的戲劇思考。對《六》而言,個體的本質因為難以言說,因此必須以一層又一層的語言,將其團團包圍,藉此保留住核心的真實。然而,這一切又如空手捕捉飛蚊的戲碼,在小心翼翼重新張開容器後,又發現內裡的核心不知何時已徹底遁逃。於是,在試圖一層層褪去為了使自我清楚顯像,而不經意加諸的武裝、綴飾後,以為要坦誠的,卻迎來不可描述的空無。個體在劇本中徹底消散了,在言說越加快速、時空壓縮的時代,皮蘭德婁在相對於今較緩慢、但更動盪的時代背景裡,早慧地重現存在將被語言、媒介壓垮的事實。往後多年,網路虛擬身份、各種可疑仿真技術的發展,就哲學層面上,很大部分都已經在該劇本被討論。

相較下,從不同時空條件裡相隔六十二年問世的《演》,象徵了劇場語言尚在初生摸索期的事實。當能指與所指的關係被重新發明,隨之誕生的言說場域、權力模組也將漸次塑形。若將語言的意義擴大為包含字、詞、以及組裝邏輯與形式的定義,那麼在重複使用後,語言勢必衰老,若它的目的並非政治性地鞏固單一精神價值、延續忠誠性為出發,那麼它勢必將開始重新尋找自己的外邊,來確保自身存活的可能。就此而言,相較於《六》的垂頹,《演》的創作本質正近似新生兒牙牙學語時,首次將「mmma」發音與母親形象連結的興奮。其中無論是《演》與《六》、或《演》與2018年拉開的語言階段跨幅,正是為什麼理想狀態下,它不應該在2018年使人興奮的原因。否則當初那牙牙學語的新生兒,此刻應感到失落;劇場語言三十五年後,再表現所指的精確與複雜度,竟不能將《演》視為更全面敘事能力的極小部分,或演化的先祖,而仍感到親近。若是如此,那也將標誌2018年的劇場並未承接實驗能量,在第一屆實驗劇展過後三十八,長成了一名仍牙牙學語的壯年。

這並不代表重演本身毫無意義。相反地,比起創作上的啟發,它更近似精神的提醒。如果《演》從形式與內容上成功超越了它真正、也是唯一能完整存在的1983,並標誌出《荷珠新配》與《包袱》所身處時代的歷史座標,那麼回顧2018年,創作者是否仍維持了相對於該作品與該時代,早慧與超越的能力?沿《演》的座標往下,臺灣的寫實作品如今多出了哪些涵蓋現實的能力?若演員自身生命經驗的分享,已經顯得不著邊際,那麼戲劇還有多少能力反映更廣袤的現實?若將《演》的重新出現視為形式上思考的參照點,背後似乎存在很大論述空間。早期環境劇場代表之一的《MEDEA在山上》很快就在《演》隔年首演,極短時間內,不同劇場形式在臺灣爆發;相較之下,西方戲劇在台灣的語言沈澱、深掘,以2001年起綠光劇團《人間條件》系列、2007年呂柏伸台語版《馬克白》、2013年許正平《水中之屋》、2017年簡莉穎《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為粗略軸線,所展開的向下扎根能量,花了極長時間,才緩慢地追上形式從國外移植而來的複雜。

因此,將《演》的歷史定位還諸作品,是拉開三十五年後,適當觀看距離所必要的工程。它標誌了全新語言系統建立之初的生澀與坦誠;從創作動機出發,同時展現在該年政治時空下,由下而上重新連結個人,國家分道揚鑣的可能性。而在語言逐漸熟成、老去的過程裡,天真也無疑顯現其生猛與侷限。在此我欲用最後的篇幅,重新描繪2018年與《演》之間的關係,亦即:在這齣只能在1983年完整存在的作品前,所有的親近其實都飽含危險;而所有過於單薄的批判背後,也都將反向指出因自我認知、歷史定位模糊,所產生的進步焦慮。由於害怕淪為同質,而急於拋出的否定。就此看來,《演》的重演作為事件,考驗似乎仍並不在作品將接收的評價,真正的評價已經在1983年完成,考驗的所在,仍是2018年如何定位與評價《演》的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