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新加坡實踐劇場、香港甄詠蓓戲劇工作室
時間:2012/08/17 19:30
地點: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

文 吳政翰

從2004年的《兩條老柴玩遊戲》到2006年的《遊園》,編導甄詠蓓展現了她靈活的舞台調度,不但沿襲了中國戲劇的簡練,也蘊含了歐陸劇場多元的肢體想像。此次受邀於臺北藝術節的《阿Q後傳》,改編自魯迅的經典之作《阿Q正傳》,演員集合了來自不同地區的華人,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藉由這個製作,甄詠蓓試圖以當代的視角來和經典對話,同時用經典來觀照當今的社會現況。於此,如何詮釋兩種特殊的文化文本成了這個製作的考驗:就縱面而言,是現代與古典的跨時間文本,亦即如何將文本現代化,或說與現代對話;以橫向來說,則是這些同樣歸屬於中華文化卻截然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同屬不同種」的跨地域文本。如何在這諸多文本中「同中求異、異中求同」,成了導演的重要課題以及觀眾檢視此劇的觀點。

《阿Q後傳》大致保有《阿Q正傳》的骨幹,從前的「阿Q精神」轉化成現代的「自我感覺良好」。與小說最大的不同是,在《阿Q後傳》裡,阿Q在一開始就被處死了,然而,阿Q雖人死了,但靈魂不死,反而滲入每個村民,阿Q精神也藉著這些人的作為得以緜延不絕。是而,在《阿Q後傳》裡,雖然阿Q這角色的身影從未出現在舞台上,他的形象卻藉由其他角色的敘事和重述得以「再現」;同時也由這些村民們對於阿Q精神傳承,使阿Q的角色得以依附及重疊於這些人物之上。阿Q 精神如鬼影般無所不在,這些人物也猶如消費主義下的產物,成為阿Q的複製品,尤有甚者,他們是普世眾人的縮影。

此製作把這個觀點發揮得淋漓盡致,導演將劇中所有角色簡化成「丑」,演員皆是以白墨塗成的豆腐臉,基本服裝也是清一色地白衣,除了用些許服裝的裝飾來轉化成其他角色,每個演員骨子裡已喪失了個體特殊性,無法清楚分辨,甚或可以相互替換。在上半場結尾,當角色控訴村民們歸咎他被阿Q附身,這時觀眾席燈忽然漸亮,控訴即刻轉嫁到台下所有的觀眾:「你們的問題就是你們自己」。於是,我們笑劇中人物的荒謬,笑他們的悲哀,同時也在笑我們自己。我們笑得越大聲、越起勁,越是哀悼人性的愚昧和自私。

本劇是亦喜亦悲,有多喜就有多悲;這悲喜的二重奏,是少了任何一調,便獨音不成樂。阿Q的死亡,是這喜劇的起點;面對劇末祝融燒村的悲劇,導演讓村民以嗔笑作結。「未」莊(同時兼具「偽裝」和「未來村莊」的理想願景之意)和「末」莊(意味村莊和人性的發展都走到了「末路」)兩個相反的概念,卻是一體兩面。對於貫穿全劇看似自我矛盾而又同時成立的雙重性,導演甄詠蓓和舞台設計曾文通似乎也以舞台上從未消失的白、紫、紅燈籠的色彩概念來呈現:白色是死亡也是純潔,紅色表示血腥和喜慶,紫色不但置於紅白之間成為過渡,本身亦帶有幻化不定的調性。

這齣戲的成功之處,除了導演舞台調度的流暢及演員喜劇語言和肢體節奏的精準外,最讓人過癮的地方乃在於文本語言的高妙。一旦落入了本劇的諷諭邏輯與戲內和戲外對應的雙重框架,讓人便驚覺劇本無處不是弦外之音,角色話中有話,導演指桑罵槐。

為了達到諷刺當今社會的意圖,導演使觀眾不掉入情緒,時時處在對照社會和反省自我的狀態。導演將每個章節的開頭投影在背幕,演員不入情感的表演又時而跳脫出角色對觀眾訓誡,歌曲三不五時穿插其中,皆讓本戲頗有布萊希特式的美學。然而,戲長達近三個小時,這漫長又轟炸的教化過程不免讓人覺得煩躁冗長,使我對於劇中消費主義與市儈人性的諷刺從一開始的當頭棒喝,逐漸意興闌珊,最後麻痺無感。

導演固然在經典現代化和小說戲劇化等方面處理得十分得宜,巧妙地以古典文學來觀照現代社會,填補兩者之中所存在的時間罅隙,然而由於華人共有文化思維仍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歧異,導演對於本製作在台灣搬演,做了多少或者是否有要做任何文化轉譯?與台灣社會的對話為何?這些問題令人費解。劇中充斥著由台灣發跡的流行歌曲如《有一天》、《我是一隻小小鳥》、《酒干倘賣無》、《那些年》等,又偶爾在台詞裡混了一些閩南語,Jay Zhao(Jay Chou的諧音)也如天外飛來一筆般出現,這些表面的台灣印象拼貼,顯然地目的在使此戲能稍稍往台灣觀眾靠攏,或多或少能削弱觀眾對文本和文化上的疏離感,但同時是否也顯露出導演欲以文本與台灣的情境對話卻無處著根,反被「消費文化」所消費的窘境?倘若並非如此,消費文化恰好是導演諷諭策略之一,那麼劇尾《社會主義好》對於中國境內政治與社會的諷刺,要比那些游移在譁眾取寵邊緣的台灣文化連結,來得有震撼力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