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演出構成了一個主體缺席的狀態:缺席的劇作家由敘事者所陳述出來,而原劇本的情節則被剝掉了寫實性,以較為意象化的方法呈現,隱然跟劇作家的陰鬱回憶產生了強烈共振。(鄧正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