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名為《女兒房》，說的是女兒作為女性的成長心路歷程，從孩童時期到自己成為「媽媽」，其實更多伴隨著的是對父親的眷戀、懺情……（楊美英）
（川口隆夫）透過觀看另一位日本舞踏宗師大野一雄（Kazuo OHNO, 1906—2010）演出錄像，以自己的肉身分毫不差地複製大野一雄的舞作⋯⋯《關於大野一雄》或許有美學問題，但是如演出宣傳所言，他「透過自己的身體實際感受與探索，在觀看（大野一雄舞踏）影片時感受到的那份震撼」，這點是深深憾動我的。在舞踏裡，特別是大野一雄的舞踏裡，關於生與死臨在的辯證是永無止息的⋯⋯（陳祈知）
全劇最後如此收尾，算是和序場相映，有如銜尾蛇的頭尾相咬。只是劇中的霍然律已經離場，這下要換誰進入新的迴圈？試問：下次誰會勇敢踏出腳步，拿起神諭響起的手機呢？（楊美英）
想要全面處理民生劇評仍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現階段只能簡略地提出幾點觀察或思考的輪廓。首先，這時期劇評鎖定的書寫與閱讀對象都非常的精準⋯⋯甚至不只是分析劇本與表演，而是豪邁地辨識與詮釋編導的意圖、語言與符號的意旨與創作的用意。（汪俊彥）
劇場本身是時代之鏡，「民生劇評」又是照見一九九〇年代台灣劇場的鏡中之鏡⋯⋯有意思的是，對照王墨林和陳正熙的評論，會發現他們剛好是批判文化消費的兩種相反的角度：王墨林捕捉到的是前衛運動退場之後留下的空茫，陳正熙卻是在一片繁華的景象上定格，去檢視古典精神在其中遭到腐蝕的那些局部。
從1930年代保守的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從麥卡錫主義時代的美國，到1945年間，正面臨政權移轉，情勢詭譎不定的台灣，《雙姝怨》不再只是兩個女人的親密心事，如何被保守社會扼殺的故事……但，這也正是《雙姝怨》留下縫隙，讓我們可以切入提問。最基本的提問，是冷戰、戒嚴體制作為敘事、論證前提的有效性。（陳正熙）
如前所述，演說不是演戲，字卡和純粹的話語使用多少溢出了戲／影劇的框架。換句話說，報告劇解決了一個問題，又產生了另一個問題：創作者如何以戲劇處理「非人的」、抽象的結構？（張又升）
從劇末的靈光便可以了解，那是因為，如果歷史作為作品的材料，必須被重述，並不應該只是創作者深怕自己或他人忘記，而進行的誦念與呼喊。它必定關乎可能性。曾經遺落的，被撿拾起來；曾經封閉的，被重新敞開。（張敦智）
這個新版本，與其說是劇本改編，更多是政治背景與氛圍的對照和借鏡，其中亦不乏言及劇作家海爾曼本人曾經遭逢的波及。相較於劇情的直接轉譯，瀰漫於二十世紀上半的冷戰恐共情結，及其所導致的社會壓抑，或許更是這 2019年版的演出所試圖傳遞的訊息。（謝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