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里米尼紀錄劇團
地點:台北市(由聯成公園起始)
時間:2017/08/20 16:30

文 劉純良(專案評論人)

編按:此篇文章涉及演出內容,可能影響作品體驗,如欲觀賞《遙感城市》的觀眾,建議先勿閱讀。

《遙感城市》,一個依靠訊號、耳機與語言指示的作品,而這大概就是在演出檔期結束以前我能透露的全部了。在演出結束時被懇切要求不要爆雷、不要貼照片(其實我根本沒開機),卻被偶遇的朋友問會不會寫評論時,心裡覺得有點搖擺不定。嚴格無法透露劇情還要寫評論,感覺好像要我用空氣做菜,但又會很想接下這個可能會不好吃的挑戰。

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連續將近兩小時戴著耳機,在選擇好的語言、音樂之下重新建構日常生活的地點,會讓摘下耳機時的聽覺暫時進入另一種迷離的片刻。因為被迫大量傾聽特定音源,也因為我選擇了完全專心,因此摘下耳機的現實感便有種新鮮的氣味。與此同時,也因為我在整個行走的過程中,未有朋友同行,從未掏出手機拍照,也不曾比對Google Maps,不曾回網路訊息,因此這一趟行走,耳機封閉後的聲音制約,強度便相對提高。

另一件確定的事情是,作為一群戴著耳機的人在約略相同的方向前進,對日常生活確實會有某種影響。以耳機作為形式的移動演出,端看著操作的意識,可以操作成一對一的聆聽,也可能是一對多或者多對多的聆聽。在《遙感城市》裡面,基本的架構是以一對多的聽覺操作,這多數牽涉了在什麼地方形成多數(可惜地點不能透露爆雷)。而數量在《遙感城市》裡面,是一個被深思過的議題,選擇一定數量的操作模式,暗指了個體性與集體之間,很有可能會是觀看遊戲規則的面向。而我此刻簡單二分的這個體/集體差異,一方面是同為觀眾群之內的差異,二方面也是觀眾與日常生活中的「非觀眾」兩者的區別。

這種近似於生活,但不完全是生活,輕微架空,但並不要求觀眾去進入特定角色與內心的操作方式,我想可能算是《遙感城市》能夠搬到不同國家的原因之一。當然,這個不同國家還是會有一些條件限制,例如,城市的便利性,行走的可能性,甚至是一個城市的天氣條件,例如在空氣污染嚴重的城市,如果我們自己跟「非觀眾」都戴著口罩,那麼這裡面的架構就產生了微小的氣氛質變,因為我們流失了表情的曖昧性,就更需要超越表情的感官操作。

利用人的關係對空間賦予新的意義,或重新抽取空間的特定性質(例如,其形狀)去創造人的關係,將既定空間的活動變成另一件事情,又或者是讓既定空間當中不被預期存在的具體行動,變成當下行動的建議,這些都是可預期的操作方式。重要的是這些策略如何具備某種延續性,又或者是一個策略如何在另一個時間與地點重新浮現,而最後,這些空間與人的意義,如何能夠與觀眾產生關聯?

空間及其象徵意義是重要的,尤其是在一個新的城市搬演時,某些政治、經濟、甚至社會性的象徵必須被處理。象徵與功能的差異,如果無法被有效處理與運用,那麼耳機的語言就喪失了創造時空的動能。再者,觀眾對自身行動的判斷,以及觀眾比對自己跟其他觀眾的行動與狀態,以及觀眾比對自己與非觀眾的狀態,應該是這個作品的重要環節。這是一個不依靠比較就無法成立的作品,如果創造了太強大的均質性,或太完整的化外宇宙,對空間已經有日常連結與想像的觀眾,會很難跳脫自身經驗的框架。因此,去操作經驗與記憶,適時地提問經驗與記憶,並且去思考完全沒有相關經驗的觀眾如何行走,如何在這行走的過程中得到些什麼,如何能夠直觀地在日常生活的空間當中,迅速地利用差異去思考,是另一個議題。

在沒爆雷的情況下,我想最後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是觀眾的自主性,尤其是其中的摩擦與趣味。例如,假如語音叫我右轉,但其實我一開始站的地點便不是語音預設的地點,那在後面的人落單的機會就比較高。再者,是觀眾針對感官經驗的自主性,儘管使用封閉式耳機是個策略,但總是會有封閉式耳機也沒辦法抵禦的外在音源,會有觀眾不打算對音效買帳,也會有觀眾對語音指示不打算加以理會。這些自主性,往往帶來一些小的趣味,或許不一定是觀賞上的,而是屬於觀眾自身,包含他的過往與記憶如何影響當下的選擇,包括與他人區別時的選擇,觀眾是否感受自己必須標新立異,又或者觀眾是否察覺自己的選擇?這些都是《遙感城市》的有趣之處。明明是那麼不自由地戴著耳機,但因為身在日常生活的場域,屬於自我的部分不可割捨,那麽在身體的運動之外,心智的運動也就同等重要了。

而回到最先前所說的,那摘下耳機的片刻。身體的運動、心智的運動,最終不可避免的要復歸於原有感官的完整性。然而因為長時間必須仰賴聽覺,一方面可以說是聽覺的部分剝奪,另一方面卻有可以說是對聽覺的全面強化。於是摘下耳機的那瞬間,才會如此明確,像是穿刺。儘管看完表演,日子照過,坐捷運的坐捷運,開車的開車,那瞬間聽覺的穿刺,確實銳利誘人,彷彿人生再度重開機似的。不可否認的,很快很快,感官的整合會重新開始,像是頓悟後又迷失的過程,但這種銳利復又鈍化的身體與心智,可能才是這個演出真正的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