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王墨林

《台北歌手》是一齣很怪異的戲,考驗著每一個看過的人如何評價這齣戲。這令我想到在我寫王嘉明《李小龍的阿砸一聲》(以下簡稱《李》劇)的劇評時,用了一句:「劇本把瑣碎小事就變成了要說的故事的素材,整場夢囈般的口條打屁著令人疲倦的連篇廢話,這樣一個封閉的語言世界就變成了敘事的表現。」後來經紀蔚然解釋成為:「王嘉明在劇場混了這麼多年未曾正正經經地說過故事,這是讚語」,重點在於「未曾正正經經地說過故事」對紀蔚然而言是「讚語」。那麼針對鍾喬,假若我用前面批評王嘉明的其中一句:「封閉的語言世界變成敘事的表現」,放在他編導合一的《台北歌手》裡同樣如此評論,容有微許不甚貼切之處,但也跟《李》劇一樣在我眼中都是一個故事說不好的戲。

《台北歌手》說的是一個跟五○年代進步知識分子呂赫若被告密者(陳文彬飾演)出賣的故事。情節發展的主要線索放在以召魂方式返回當代的告密者,重現革命記憶,支線則是網路虛構世界的操作者、在血汗工廠被壓榨的女同性戀情侶。多條敘事線索交叉進行,舖敘出以當代消費文化的品牌革命vs. 五○年代左翼武裝革命,與當代文化產業pk大賽中的女歌星vs.中國血汗工廠的女工。創作不可不謂立意恢宏,但複雜的情節並沒有彼此交織而成敍事脈絡的應然性,有點分離,又有點失焦,反而讓主線漸漸消失於無形中,令以為是來看呂赫若革命故事的觀眾,倒有點不知所措,也許正如紀蔚然說的《李》劇:「觀賞本劇,我們彷彿誤闖了波赫士的迷宮,進入多重敍事的叢林,迷失感是必然的。」

也許編導從頭到尾就沒有想說一個五○年代左翼作家的故事,或許鍾喬更想說的是「老一輩的人死於悔恨,而年輕一輩的人最後發覺他們終究無法逃脫重力的牽引,魔咒尚未解除。」以上是紀蔚然對我認為故事說不好的《李》劇,他欲以揭開王嘉明在敘事上的障眼法而對其所作之解釋,如今我將之套用在《台北歌手》上似乎也非常適宜,只不過把「魔咒」前面加個「資本主義」卽可。然而接下來紀蔚然為王嘉明用多重敍事的迷宮術,肯定為「王嘉明擺明就是跟自已過不去……不走便宜路線,沒出賣自已風格,反而向自已挑戰……」,我尚無膽敢為鍾喬沒把多重敍事玩起來錯置為「擺明就是跟自已過不去」,但以寫實風格取勝的鍾喬,這次在《台北歌手》卻玩出不一樣的表現風格,他放棄了一慣對台灣左翼歷史的沈重感,而用了電腦的虛構世界來呈現一個虛構的告密者,又以此對照現實的富士康工人跳樓事件,並穿插載歌載舞,甚而兩女擁吻的場面。《台北歌手》底蘊雖沈重,但處理手法卻是輕盈的,這一點又跟紀蔚然肯定王嘉明在玩多重敍事的藝術成就是一樣的。

《台北歌手》跟《李》劇一樣在我眼中都是故事說不好的戲,但鍾喬在對現實觀點上的批判立場,較諸《李》劇的現實性,不管談的是亂倫也好,玩的是kuso也好,兩者相比,卽使王嘉明在國家劇院的「殊榮」,並有紀蔚然為他背書,我仍支持鍾喬在寶藏巖的《台北歌手》比《李小龍阿砸一聲》更具可能性。

說明:文中引言摘自紀蔚然於2011年7月號「表演藝術」雜誌發表之《擺明跟自已過不去的王嘉明》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