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基進蝸牛辦公室
時間:2015/03/22 19:30 
地點:牯嶺街小劇場二樓藝文空間

文 吳思鋒(專案評論人)

……而絕大部分的消費者持續鎖定廉價商品,企圖在這個不公平的世界裡,得到意外的成功。凡此皆證明了這是一部永遠的廉價商品機器:簡單來說,消費者狂買進口的便宜貨,無可避免的削弱了國內的就業情形,因此進一步刺激對廉價商品的需求。--劉高登(Gordon Laird),《廉價商品-全球貿易與便宜貨的窮途末路?》

初看,以為是走進一間閒置已久的暫棄之屋;沒套上床單的床墊、隨手擱下的衣物、牆面上貼著亂亂撕過的日曆及出租啟事、工程鷹架與梯子仍然立著、一個個罐子著綠成漆彈,然而,生存遊戲不是在前一秒結束,而是即將到來,或者從未中止。

先是前三位表演者陸續進場,站在梯子中端玩起疊疊樂,一直玩一直玩,隔壁(那一大片舞台空間)在做什麼都不關他們的事,但他們也沒有發出過大噪音,兩邊互不干擾,互不關心。鏡頭轉到隔壁。下工的男人打了通電話叫雞,妓女咬了口麵包幫他口交,妓女一邊看電視一邊讓他從後面上,她口交及扭動的方式就像一只發條玩具,下班的女人一進門就要把他倆拉開也沒有辦法,三人拉扯數次,直至他辦完事,她拿了錢後走人,一切如常。

這一場到了後面又來一次,但三度變形,雖然都是從妓女跪下為工人口交開始,但角色間的動作與對話於每一度變形皆有不同表述方式。第一度,妓女投入地呻吟,對比出OL的壓抑;第二度,工人幹一幹妓女改幹坐在椅子上看著他們的OL,完事後兩人回到椅子上坐好,彷彿一切平靜如常;第三度,妓女邊服務邊說「我是賣的嗎?」工人便回「哈哈,你就是。」這組對話重複了幾次以後,變成上班族為工人服務,相較於工人給妓女的是鈔票,上班族只能撿工人丟下的銅板。剛開始上班族還會問「這麼少?」,到最後也就習慣地說出「隨便啦,我只在乎能不能六點下班。」另一場關於吃布丁的戲更髒,一男一女吃布丁,另一個女生巴望著也想吃,有布丁的女性把她的布丁往地下一砸,讓另一個女生趴在地上舔,她甚至還踩在對方背上,趴在地上的女生仍然興高采烈地舔。

這一場猴子把戲玩得很瘋很諷,這隻蝸牛不但爬得不慢,還把劇場變成了階級、權力與性別的日常戰場;舞台的高低差、性別配置、服裝所表現的人物身分,當下一概衍生為無處不在的權力圖像,每一次鈴聲一作就更換一個情境,刻意簡陋、低級擬仿的舞台及表演的表現方式,讓人感到十分廉價,可是看看我們生活四週,不就是用廉價建構出來的嗎?連鎖賣場總是愛在比誰賣得便宜,其實他們是用剝削下游廠商換來的;人們都以為Made in Taiwan一定比Made in China安全,結果有一天發現原來我們吃的東西很多都摻入了有毒物質;要出人頭地就要升遷,要升遷就要增進社交能力,永遠秉持為上層所用的精神生存下去,自我的價值不重要,薪資的價格才重要。我們以為「廉價」讓我們更快活,更方便,殊不知那其實壓抑了我們的精神與意志,若用「隨便啦」的心情活在這個由廉價建構的世界,大概就是一種低級模仿,所有的生活方式其實都是同一種,無意之間便把自己的獨立思考都給便溺掉了,便溺到只剩下慾望與金錢。

《猴子把戲 》採用帶點偶發、行為成分的表演形式,整個敘事結構倒偏近戲劇,小而完整,舞台物件與角色之間的符號關係緊密,這種廉價、遊戲的身體使用,正與時代的廉價同步,形式就是它的內容。後段有位政治人物與音樂家輪番上台演說,政治人物夸夸而談重振經濟、社會安定之類的官話,音樂家一上台,引用維基百科「藝術家」的定義,容我廉價地把這有夠短的定義複製貼上一次:「藝術家是指進行藝術作品的創造活動的人物,包括寫作、繪畫、攝影、表演、雕塑、音樂、書法及舞蹈等藝術領域,通常是有比較高的成就或擁有獨特的個人風格,從而具備了一定的美學程度的人。 」接著,音樂家感謝國家、企業的支持,當這段話與前段政治人物的演說並聯,便衍生了言外之意,既喻藝術與政治、資本家之間的關係,也探索美學與政治共構的限度。

最後,所有人在又唱又跳一首過期舞曲後一一消失,疊疊樂不知被誰推倒、在地上排著粉紅色玩具拒馬的人也離開了,唯一還在舞台上動來動去的是一隻發條黃色小鴨。那道由粉紅色玩具拒馬在地上排成的圓弧,看起來還真是一條簡陋到笑死人的警示線,可是卻沒人笑得出來。因為它的顏色如此可愛,尺寸如此微型,卻反讓這道粉紅拒馬散發著一種冷暴力的氣息。法國精神分析師瑪麗法蘭絲.伊里戈揚(Marie-France Hirigoyen)提到這種冷暴力時,說:「相信每個人都曾見過某種形式的精神虐待行為,就發生在男女、家庭、家人之間,以及職場、社交或政治活動中,面對這種間接形式的暴力,我們的社會往往視而不見,常以包容為藉口,對其罪行默不吭聲。」(參見其著作《冷暴力》)

刀槍不是冷暴力的武器,歧視與漠視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