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陳彥斌 x 第十三屆金山高中原住民藝能班
時間:2015/06/18 19:30
地點:台北藝術大學展演中心舞蹈廳

文 白斐嵐(專案評論人)

在這篇文章下筆之前,著實猶豫了許久是否真該為高中生的畢業演出寫一篇評論文。若純以「評論」角度分析每個表演細節,似乎顯得苛刻;若僅以學生呈現看待,倒又辜負了這群高中生令「大人們」都汗顏的敬業、專業精神。仔細想想,不如就從「鄒族高先生」在台灣歷史的文化脈絡作為起頭吧。

記得多年前曾在原民台某節目聽過這麼一句話(年代久遠,出處已不可靠,僅能憑印象引述):「原住民小朋友有著許多創作、表演上的天賦,卻少有機會將這些天賦雕琢成美學風格。今天你能踢腿一次,那是天賦;但若天天練習踢腿一百次,就成了舞蹈藝術。」這般對於才華往往「玉不琢不成器」的感嘆,儘管殘酷,卻是真實無比。這也讓高一生成了位這麼特殊的音樂家、文化人。與那些近代於部落採集、尋訪,尚帶著深厚文化傳統、以生活作為創作素材的耆老音樂人相比,高一生更像是一位站在十字路口的藝術家,承先啟後的時代開創者。烙印在身上的,是豐富鄒族樂舞涵養,接受的卻是由日本人引入的西方古典音樂訓練。以日文提詞,西式和聲概念譜曲,樂中呼喚的卻是族群與土地的靈魂。高一生的音樂精神,不但暗喻了台灣泛原住民族群與異文化間有美好、也有失落的遭遇,其於音樂家身分外,積極堆動族群文化認同,帶領部落邁向「現代化」,以及最後捲入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傳奇人生,都讓這悲劇英雄似的人物,成了當前原住民創作最常致敬的偉大前輩。

早在此作《鄒先生,Tsou》之前,多年來持續耕耘原住民樂舞演出的原舞者,也曾分別於2007年與2011年推出兩齣以高一生為主題的作品:《杜鵑山的回憶》與《迴夢‧Lalaksu》。曾在2008年看過《杜鵑山的回憶》的演出,當時原舞者以樂舞搭配高一生之創作,作品段落與敘事結構緊扣高一生生平事蹟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企圖以聲音與身體喚起觀眾對於那段歷史時空的記憶(無論是親身經歷,或是任何形式的間接接觸),更有種「承襲原住民本身樂舞儀式與口傳紀史,以此取代漢人文字史觀」的主體訴求。

至於在此次由陳彥斌編導,金山高中原住民藝能班演出的《鄒先生,Tsou》,光是開頭段落,大幕微微升起些許,僅留小腿以下高度,讓表演者在台上以各種姿態行走,而觀眾只能注視著他們緩慢穩健的腳步,就已預示了《鄒先生,Tsou》將會以另一種角度(也許更集中、也許更偏頗、也許更細微)對待這位「高先生」。劇中除了幾首高一生耳熟能詳、具有深刻辨識度的經典歌曲(如〈杜鵑山〉、〈春之佐保姬〉、〈長春花〉等),暗示了他古典樂背景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第一樂章(據聞是高一生為自己喪禮指定的追思音樂,另一方面也突顯了劇中人類與命運對上的主題),以及作為阿里山精神象徵的高聳森林之外,與高一生的連結相對薄弱,在大多數時候,反而刻意沖淡了與特定人物與歷史事件的指涉。此外,《鄒先生,Tsou》在議題格局上顯得更有野心,不甘於僅只碰觸過往歷史傷痕,或是現今社會持續進行的政治抗爭、民族自決、文化復興,而藉由投影片中戰爭、動物、獵捕、屋舍之崩毀(並倒轉播放重新還原建造)等畫面,展現作品之宏大企圖。以一小段時代歷史、一小群人的生命為素材,卻延伸至全人類在這土地上「拆毀有時,建造亦有時」的尷尬存在。

平心而論,無論是《鄒先生,Tsou》的議題處理或是表現手法,都可隱約感受創作者的大膽嘗試。首先,「傳統樂舞」一旦被放到舞台上,以「藝術表現」對待之,本身即成了個綁手綁腳、難以施展的創作主題(純粹敘述事實,並無冒犯之意):究竟誰才有資格重現祭儀樂舞?所能容許的更動範圍有多大?藝術自由與傳統規範孰輕孰重?一個不小心,「不尊重傳統」、「數典忘宗」、「消費原住民文化」的指控接踵而來。這之間的微妙處境,在文化交流頻繁(文化侵略也隨之頻繁)的當代社會,尚沒個答案,倒是風波不斷(彼得.布魯克的《摩訶婆羅達》大概是最有名的案例)。《鄒先生,Tsou》選擇大刀闊斧割捨歷史連結,以更象徵的手法處理上隱隱作痛的歷史、政治、族群議題,讓人物主角化身為隱喻背景,自然需要莫大勇氣。

此外,以觀眾角度看來,如何讓生命經驗相對單純的高中生,表達沉重、殘酷、深刻的歷史命題,則又是另一大挑戰。日治時代、現代化、抗爭、白色恐怖、戰爭,任一主題對於現在的高中生來說,無不顯得飄渺遙遠,就連歌詞都是以相對陌生的日文演唱,更別提把這些元素全部放在一起。稍有不慎,不是讓作品變得不冷不熱、不痛不癢,就是顯得矯情做作。然而,這群十八歲左右的高中生們,卻在作品中以身體最本能的狀態經歷並呈現了《鄒先生,Tsou》所欲碰觸的嚴肅議題,以適合這年紀的血氣方剛霸凌異己、對抗、打鬥、等待英雄拯救,接著跳步答數、倒下、再起身答數、再倒下、再起身答數,最後筋疲力竭地倒下、又筋疲力竭地起身答數,直到末了,在遠方平靜吟唱之起音中砰然倒下,回歸互相扶持,彷彿曬著溫暖陽光的療癒樂舞。他們在台上呈現的,不再是歷史的再現,反而傳達了關於堅持、反抗、欺凌、疲累、氣餒、壓迫、生存等困境最原始、最直接的身體反應。

儘管本文首段曾提及要評論高中學生演出,自有立場上的困難,但我並無意以熱血與勇敢的包裝,刻意忽視劇中(特別是前半段)略顯鬆散的結構,過度重複又未做出差異層次而落入平淡的「對抗」強度,又或者是傷痛奮戰過後總要回歸祖靈、回歸大地的傳統結局(不過,話說回來,這樣的收尾在各國、各年代、各文化作品中層出不窮,也許暗示了這正是我們生而為人與生俱來的「回歸」渴望吧!)只是慢慢的,在這樣直接、毫無保留的身體能量中,觀眾也和他們一起深陷同樣的感官衝擊,一同經歷了演出者在台上所經歷的,為他們捏一把冷汗、和他們一起喘氣、一起帶著希望的眼神回歸平靜。這其中感觸,竟比許多結構完整、形式成熟的「大人作品」要來得真實。

正如高一生的音樂超越了族群、語言、傳統、現代的界線,《鄒先生,Tsou》更是突破了過往常見處理原住民歷史、抗爭史的創作格局,呼應了演出結束後樂舞指導Faidaw Fagod(懷劭.法努司)致詞所言:「Tsou不只是族群名字,更是『人』的意思,和Bunun、Tayal、Tao一樣都是人,只要你是『人』,每個人都是鄒先生。」於是《鄒先生,Tsou》所講述的,不再只是族群的奮戰,受迫者的奮戰,還有生存的奮戰,人之所以為人的奮戰,甚至是藝術創作的奮戰。看著一群孩子在台上,全心全意地投入,義無反顧地執著,反成了另一番對於「藝術創作」的鼓舞。是否對於創作者來說,也得像他們這般單純,這般無後顧之憂,才能顯出這樣的執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