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四把椅子劇團
時間:2015/05/10 14:30
地點:國家劇院實驗劇場

文 吳政翰(專案評論人)

國內劇場搬演國外劇作時,為了貼近本土而傾向在地化,大多落實於台詞語言或導演美學層面,以致觀眾在視覺或聽覺接收上,能夠平行轉換,以較無隔閡的方式進入戲劇情境,不過,無論怎麼轉換,與整體故事脈絡和精神本質,或多或少,仍留有扞格不入的縫隙。面對地域性稍強的國外劇作,有些製作團隊甚至嘗試改編,將背景移至台灣,從早期的親愛的劇團《收信快樂》,到最近的台南人劇團《海鷗》和《安平小鎮》、綠光劇團《八月,在我家》、楊景翔演劇團《明年,或者明天見》,個別作品皆可見不同程度的改編嘗試及成效。

此次,四把椅子劇團進一步地推出了「重寫經典計畫」,系列首作《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姐妹(和她們的Brother)》,由許哲彬執導、簡莉穎改編,以契訶夫經典《三姐妹》為基底,劇本背景從十九世紀末俄羅斯移植到現代台灣,不只是表層地翻譯語言或轉譯文化,更是深入地梳理原劇環境與角色之間緊密的相互關係,完全改寫情節,將契訶夫精神得以有機而鮮活地嵌入新作的字裡行間與呼吸脈動之中。

改編與原著相比,劇情細節實已相去甚遠,轉為台灣現代情境,大致對應原著,但其中維持不變的,是契訶夫原著劇構脈絡。全戲聚焦於一個家道中落的家庭,住有三姐妹,還有一位弟弟,即將跨海就業尋夢,前往中國武漢,一座如同《三姐妹》原著中,眾人反覆提及卻始終未現的希望象徵──莫斯科。序幕的希望無形牽引著三姊妹,隨著親人、客人齊聚一堂又來來去去,偶有浮動、波折,悄然進入了尾聲的幻滅。過程中,隱隱表露人面對當下時局變遷的焦慮,隨之而生的,是對過去的留戀、對未來的想望,以及最後可能的破滅,不僅刻劃了台灣家庭縮影,而且呼應了現代兩岸社會局勢,同時,那些若有似無又貫穿全戲的拉扯力量,正是契訶夫《三姐妹》原劇發展主軸、角色成長支點,以及時代精神所在。

更成功的是,此版改編十分流暢地營造出原著的日常性,這也是契訶夫最為一般讀者所知的劇作技巧及特色。觀眾三面,舞台置中,並未全然重新打造房屋結構,僅由台味十足的幾樣傢俱、物件擺設而成,如褐皮沙發、達摩桌像、赭紅樓梯、風扇吊燈、茶几餅盒、卡拉OK等,加上人物自由進出各角,拖步懶樣,不拘小節,實實在在賦予了整體空間居家感。同樣地,日常性亦表現於語言上,台詞重寫,完全台灣道地,未聞一絲水土不服的翻譯腔,口吻平實,也幾乎不見原劇充滿抒懷、論理的獨白,全以對話為主,比原劇更為瑣碎、生活。在如此觀演距離親近的空間裡,表演上任何一點放大,都可能變成誇大,但導演不過度詮釋,演員們默契良好且各個不慍不火,沒有刻意的笑梗或硬擠的情緒,而是踏實地留在角色狀態內,交談互動之際,誠懇中帶有風趣,精準裡不見鑿痕,使得戲中多處兩人因尷尬無語而生的停頓、沈默,能夠自然流露,短暫空拍,不僅揭露了彼此深藏內心的糾結,同時也讓觀者不禁莞爾一笑,將契訶夫式幽默呈現得淋漓盡致。

然而,此版改編似乎把契訶夫做小了。《三姐妹》原劇所呈現的不只是生活,所探討的也不只是希望與幻滅,更是透過時間來對比日常與無常。原劇結構分為四幕,每幕之間起點、接點不定,唯一確定的是時間感的存在與流逝,芸芸眾生一切的言談、工作、行動都像是為了抵抗時間,然最終只能無奈地懷抱希望。因此,以更寬廣的視角來看,有限生命的個體之於無限循環的時間,才是此劇關鍵的衝突兩造,不僅叩問人世存在,也流露出一種終究徒勞的悲劇性。就此面向而言,改編將所有情節收於獨幕,僅呈現出《三姐妹》有形的一面,卻缺乏形而上的延伸。

不過有趣的是,無論改編是刻意捨棄或忽略缺漏「時間」在原劇裡的重要地位,全戲場景壓縮在單一封閉場域──家中客廳;全戲衝突聚焦於家人之間,角色所抗衡的對象也由時間指涉轉嫁至空間象徵──家。因而整場下來,雖少了生命哲理的省思,卻多了濃厚的家庭劇色彩。其中,置於場上一隅的卡拉OK,成了召喚家族靈魂的物件,作為父親生前休閒消遣,一方面吸引眾人同歌共舞而凝聚家庭意識,另一方面體現反覆提及卻始終缺席的父親形象,以及家庭為重的父權思維,是傳統上的繼承和延續,也是精神上的負重和壓制,使全戲雖建構在契訶夫的脈絡下,卻若隱若現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室內劇」(chamber plays)的幽微張力。

《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姐妹(和她們的Brother)》這個冗長又乍看不知所云的劇名,或許已暗示了改編對於原作的立場,不止於複製,而是帶有對話,不管這對話是溝通還是調侃,是同路還是轉向,是感同身受還是承先啟後。此劇節目單中,劇作家簡莉穎自述:「關於重寫,或許終將失敗。」的確,某種程度上,這是一條「註定失敗」的道路,因為任何改編不論多麼靠近,永遠不可能完好地平行重現原作初始樣貌。然而,循著這條看似必然失敗的道路,臨摹原著劇構戲感,重寫情節語言,此劇最後儼然自成一體,締造了一個全新、獨立又完整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對於不論是否熟悉契訶夫或《三姐妹》的台灣觀眾來說,想必都能引起實在而深刻的共鳴,如同原作對於當時十九世紀的觀眾一樣,那般親切自然,那般悲喜交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