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島、神州、花園、東海……，是地點的名字，虛構或真實，隱喻或明指。女媧、伏羲、軒轅、刑天、蓬萊女神……，是神祇的名字，有無頭顱或是否為尸，各居何方或已然消失。於是，誰又知道他們的名字，誰又講述他們的故事？在《蓬萊》裡，名字被灑落在舞台之上，如同所有被制定的身分與意圖，正說著誰與誰之間細碎且難解的故事。

八年的時間，似乎讓「旱魃」這尊在神話裡難分善惡、長相未知的女神／妖怪，不再如編導李易修替祂立傳的《大神魃》（2008）所描繪的善良。《蓬萊》裡的祂，再度離開安居的蓬萊／鬼島，化為殘暴、肆虐的代言，誓言誅盡崑崙眾神（而眾神似乎也毫無招架之力），只為討回自己的心／花園鎖鑰。同時，河伯、刑天、精衛等神明，再次穿梭於兩部神曲之間；而《蓬萊》的【尾聲：精衛】，內容亦近乎與《大神魃》的【序章：精衛】相同（《大神魃》的終章也名為「精衛」，作為循環結構；但《蓬萊》的尾聲較接近於其序章的內容）。這樣的書寫手法，或許是延續與繼承，但這些神明都被重新賦予了不同的任務與使命，連身世、背景與心境都大有差異。於是，我們該認為這是一個新的故事開展，還是思索這樣的連結不過是種刻意混亂的循環關係呢？

我認為，《蓬萊》所建構出來的是一種「混合」而「混亂」的美學體系──其似乎仍在實驗過程，雖未找到一個固定的架構，而趨近於跨越、挪用與融合的模式，卻在編導的某種考究與直覺裡，於「形式」上呈現源於傳統卻溢出傳統的樣貌，特別是在音樂、語言與舞台結構。

此劇的音樂是成熟且完整的，不僅保留了傳統南、北管音樂，如南管的傳統觀落陰道曲【直入花園】，更依南、北管相異的音樂質性（一陰柔、一陽剛），配合劇情推演以及八卦形制，讓北管音樂以乾為首之四陽卦「乾、震、坎、艮」演繹，南管音樂以坤為首之四陰卦「坤、巽、離、兌」展現。【1】其「混合」的質性不只展現在南、北管音樂的交錯使用，以及南、北管各自音樂內部的混用（如：【兌為澤】是南管傳統大韻詞曲的拼貼），更有南、北管混入同一支曲子裡，如【涿鹿一戰】與【刑天只是】等。《蓬萊》有效地調和兩種音樂的輕重、緩急，並匯流為一種新的音樂型態與層次。同時，《蓬萊》的史詩風格，也展現在李易修所模擬出的「神族語言／上古語音」──混合粵語、客語、蘇州話、北方官話等地方方言，以其想像並憑藉中古語音去找尋更古老的語言體系，轉譯出這些神話人物的話語。其有本的選擇卻以非規則的方式拼貼，製造出與當代語音間的區隔，以及人與神間的絕對距離，幻化似懂非懂的語境。此外，其舞台設計（包含投影）也是此劇最有巧思之處。首部曲《大神魃》像是部會移動的繪本，而《蓬萊》在整體畫面的處理更為立體且豐富。不僅延續了《大神魃》在投影動畫上的細膩，如其中一幕漫飛的紅燈籠，產生某種忽遠忽近的感官美學；更以寫實的道具、布景打造出非寫實的神話場域，並藉由高低層次、前後距離調配出整體環境的蒼茫與悠遠。

《蓬萊》在形式方面的混合與開發，成就於編導李易修與作曲家許淑慧的創造，那麼必須承擔這種創造後的成形與再創造，則是演員的壓力與工夫。刻板印象上，會認為《蓬萊》「類戲曲」的表演形式，較有利於戲曲演員出身的朱安麗；但我倒認為，《蓬萊》所創造出的混合性語言與曲文，反造成戲曲演員在原有表演體系間的拉扯，如何跳脫或化用，是多一層的功課。因此，朱安麗在刁鑽的形式裡，表現地超乎預期精彩，不僅維持住個人於戲曲詮釋的韻味與開發，更在其底蘊裡結合了近年不斷跨界表演的經驗，切換角色間，也潛進其他戲曲演員所無法碰觸的境界。另外四位演員王靖惇、崔台鎬、劉廷芳，亦十足展現了優秀演員所擁有的強大學習力，去碰觸一種全新的表演，並揣摩出如此「源於傳統卻異於傳統戲曲」的形式，除身段動作精準且俐落，聲音更是表現地豐滿且圓潤。特別是劉廷芳，在其甜美卻厚實的聲線裡，清楚感受到人物的變換與情感的濃度。《蓬萊》於演員詮釋的難度，不只有源自南、北管所混用的形式，更有藉面具（代面）還原類似「儀式劇」的表現，以及戲偶的使用，進行複雜的角色切換（四個演員詮釋十多個角色），並創造出能與偶配合的肢體風格，這些都極度仰賴演員本身的功底與創造力。

倘若其形式是「混合」而成的美學體系，那麼其敘事手法就是種「混亂」。《蓬萊》可大致理解為女媧、伏羲兩位上古聖皇的計畫，並以旱魃、刑天、泥鬼、雲鬼等神怪為執行者，進而形成整體的敘事線與故事脈絡。但，此劇的每一章都是片段且碎裂的，組織起來的前因後果並不明確，加上舞台布景是固定的，必須依靠演員的出場、部分投影的變化去調換場景（因此，也得倚仗觀眾的理解能力），於是，未有清晰的故事軸心且無條理的敘事手法，促使故事並無力說好，只剩凌亂的符碼四散。當然，這可能是編導延續《大神魃》以來的敘事意圖：中國上古神話的斷簡殘編。可是，當這些神話敘事有意鋪陳其背後的隱喻思維──與當代社會呼應，包含台灣與中國的兩岸關係、及其牽涉的政治與歷史語境等，真能使用這樣「說不清的故事」嗎？若其說故事的方式無法有效傳達，既難以獲取背後的指涉，其欲加的符碼也只造成混亂敘事更為混亂罷了。或許，可用「後設」的解讀認為：其所暗示的當代環境不也是「晦暗不明」，且難以理解；又或，生存處境本就很難清楚描述與說明，不分古今。但，若有此企圖，是否能有更適切的敘事手法呢？

另外，《蓬萊》的書寫若是以《山海經》的神話符碼為出發點，形成我們對其詞語、人物的基本認知與觀感直覺。其矛盾之處在於：《蓬萊》對於這些神話人物的處理，基本上是斷開了與《山海經》間的脈絡，自創出一套個人的史詩、神話語境，並新寫出情節、滋長出性格（當然，我明白《山海經》對這些神話人物的描述很簡短，那是否還有其他文本可比對參照呢？）。像是劇中重要人物刑天，大致只挪用了祂在神話裡的樣貌（無頭，以身為臉），其對事件的認知與行動都無關於《山海經》或其他神話故事。那麼，我們是否該依據《山海經》來認識這些人物呢？又，何必使用這些角色，不如直接創造出新的神話人物呢？

整體來看，《蓬萊》雖在「形式的混合」找到極好的「傳統與當代的對話空間」，但其語言體系所刻意製造的強大「疏離感」，加上形式與敘事的「以繁馭繁」，實則又拉遠了距離，要不昏昏欲睡，要不難以進入。最後，散落在殘篇裡的是誰的名字，又正說著誰的故事，都將只是上古神話，而與當代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