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皮寇拉家族劇團(La Piccola Familia)
時間:2018/04/13 19:00
地點:國家戲劇院

文 葉根泉(2018年度駐站評論人)

美國比較文學教授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eu)在其《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到「媚俗」(Kitsch)為「強迫性消費現象,對無聊的畏懼,逃避的需要,結合著把藝術既視為遊戲也視為炫耀的普遍觀點,以各種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方式所促成……」進而,之於現代性反傳統的相對概念下,卻提供媚俗具有無所不包、放任寬容的折衷主義一種風格【1】,如以這樣的論述,來查驗托馬.喬利(Thomas Jolly)所導演莎士比亞劇本《理查三世》的演出,是否以種種譁眾取寵的手段,來達到導演想要煽動觀眾的情緒後,所帶來的反思與省察?抑是淪為炫耀的聲光遊戲與自我的酷炫耍帥,而耽溺到無以復加的作品?值得一一檢證。

托馬.喬利詮釋莎翁筆下這位為權力無惡不作,甚至設計謀害自己的親人,以登上王位寶座的理查三世,導演認為他並不是一個貪戀權力的角色。「對他而言,權力只是他證明自己存在的媒介。他的陰謀不僅是政治盤算,而是源自自己心靈上的創傷。」【2】《理查三世》第一幕、第一場,理查三世尚未登基為王,猶是葛羅斯忒公爵自報家門的獨白中,所提到自身的殘疾:萎縮的手臂、跛腳與駝背,這樣天生的缺陷卻又讓他生長在帝王之家,鎮日與權力為伍,使得他飽受歧視的同時,內心復仇的火苗逐漸燃起熊熊烈焰,讓他決定:「我既然不能成為一個愛人的君子,以接待這美麗的受人讚美的盛世,我就決心要做一個恨人的小人。」【3】托馬.喬利運用服裝的造型,由擅長製作動物標本的造型藝術家瓦宏(Sylvain Wavrant)設計,包含動物、植物、礦物這三種物質,讓理查三世的戲服,從原先晦暗陰鬱如礦物的黝黑,到最後登基後,如醜小鴨變天鵝紅絨華麗的羽翼,這都是外型上,理查三世的轉換與改造,用來顯示他一步步奪得權力從外表到內在的變型。

但這樣的造型與接續下來以一場炫目的演唱會,來烘托托馬.喬利既是導演,亦是主演理查三世角色的偶像魅力,壯觀的舞台場景、炫目的燈光秀,所唱的流行音樂,鼓動底下如聆聽現場演唱會觀眾一面鼓掌、一面向偶像吶喊。托馬.喬利說,他要青少年觀眾隨著他的演唱而情緒高漲,但最後他們才發現剛剛歡呼的對象竟然是六親不認的惡魔。戲後,許多觀眾都跟導演說他們覺得慚愧,不應該輕易被這個光鮮亮麗的角色所吸引。【4】但恰恰相反,國家戲劇院散場時,我聽到有位年輕的女孩對她同伴說:「怎麼不全場都是演唱會就好了!」為何這樣想要先拉近觀眾的距離,讓他們成為理查三世的共謀與從眾,卻無法產生像布萊希特所要達到的「疏離」效果,讓觀眾產生反省的批判,對於舞台上所見的一切產生質疑?關鍵在於導演並非讓舞台上表演、燈光、布景、音樂、服裝各自獨立,相互辯證,托馬.喬利的作法,卻是讓這些元素服務於他個人的「整體效果」(organic unity),產生的只是毫不讓觀眾費力思索、即時炫目的聲光效果,這樣如何可以讓觀眾有其自省的能力與覺察呢?

如此的矛盾亦出現在演員打破第四道牆,與台下的觀眾互動。導演轉譯原作倫敦的背景成為台北的現時當下,由飾演市長的演員鼓譟底下的觀眾,去懇求理查三世接受王位。《理查三世》原作中,許多主角獨白都是對著觀眾說,這已是突破鏡框式舞台的侷限,讓觀眾成為理查三世的共謀者,觀眾比劇中其他角色都更明瞭理查的內心世界為何。但當飾演市長的演員以混雜不標準中文,來討好觀眾被他鼓動地站起來,一起配合劇情,對著假意推托不願接受市民請願的理查大聲說「不要」時,觀眾樂於成為沒有反省能力順服的子民,這樣的媚俗作法,使觀眾暫時擺脫這齣戲長達四個小時的煎熬時間,瞬間即時的參與來轉移對於表演與詮釋無聊空洞的容忍,導演卻奢望觀眾可以覺得「看戲不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而是一種天人交戰的體驗。」【5】布萊希特史詩劇場(epic theater)的最終目的在於改造整個世界,相對於這樣譁眾取寵媚俗的表現方式,只是在消費性瞬間,帶來更多的耽溺與自爽,這和史詩劇場教育觀眾離開劇場才是改變的開始,有著天壤之別的差異。

馬泰.卡林內斯庫提出,媚俗的極大悖論,在於它由一種極富時間意識的文明所產生。我們都是用媚俗來「殺」時間,像毒品一樣使人暫時擺脫惱人的時間意識,從「美學上」,讓現當下變得可以忍受,否則即時感到空虛和毫無意義。【6】卡林內斯雖是在講「媚俗」,亦可以代換到現今社會中,政治人物所對選民所施展的話術,他們夸夸而談所開出討好民眾的支票與政見,卻是沒有任何實質可言。而置放於莎士比亞《理查三世》劇本中,導演托馬.喬利說:「十六世紀的莎劇告訴我們:人心惶惶的社會環境如何加速暴君的誕生。今日,這個現象仍未改變,所以我想透過舞台演繹提醒當代觀眾。」【7】但處理莎劇的作法,並非只是不斷添加理查三世,甚至是導演身兼主角個人的舞台魅力,卻忽略是在什麼樣的現實環境的基礎下,才會產生這樣的「政治怪物」。導演的作用不就在於提醒觀眾身處的世代,並非離十六世紀的英國很遙遠,我們所面對恐怖攻擊、歐洲難民議題、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等等所造成的人心惶惶,對比過去歷史更為複雜而恐慌。劇場的作用並非僅提供一個庇護所,讓觀眾關進去四個小時,暫時忘卻現實的煩憂與苦悶。托馬.喬利版的《理查三世》一直擺盪在是要提供給觀眾娛樂?還是藉由以古喻今的方式,去提點觀眾這樣的醒世預言?如果沒有觀眾的覺察與醒悟,奮而起身去改變世界已失去平衡的亂象,這樣的戲劇會永劫回歸不斷在現實世界裡上演。托馬.喬利錯把舞台當作展示主角的櫥窗,卻讓民眾成為服膺的順民,而失去反省思考的能力。《理查三世》不應淪為一種麻醉劑,反而更應該在現實生活中,扮演積極實踐作用的角色,值得深思。

注釋:
1、Calinescu, Matei (1987)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 modernism, avant-garde, decadence, kitsch, postmodernism. Durham : Duke University Press.PP.7-8
2、王世偉(2018)〈一步步見證理查奪權 窺探莎翁獨特魅力──專訪法國劇場導演托馬.喬利〉,《PAR表演藝術》303期(2018.03),頁101。
3、莎士比亞著,朱生豪譯(1996)《理查三世》。台北:世界書局,頁10。
4、同註2,頁103。
5、同註2,頁103。
6、同註1,頁8-9。
7、同註2,頁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