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鴻鴻

由賴聲川編劇及作詞、丁乃箏與呂柏伸導演的《夢想家》,打破傳統晚會形式,以戲劇為建國百年慶生,當是想對歷史有所詮釋。然而,證諸《夢想家》當中對革命、對藝術、乃至對夢想的詮釋,都不只是簡化、而是膚淺與偏差的時候,我以為這已不僅是藝術的問題了。

《夢想家》以跨越百年的兩個時代互相對照。一邊是黃花崗起義的青年革命者,一邊是當代台灣的青年舞蹈家。兩者都在追求夢想,一個是犧牲自己造福別人,一個是心心念念自我成就。兩者的差異,自有其時代意義。但編導對於兩者同樣英雄化的處理,抹消了對差異可能的理解與批判,而將革命與藝術追求一視同仁地理解為夢想,並將夢想與現實的對比簡化為白與黑。

兩者的敵人在劇中都以「大反派」的姿態出現。革命的理由是良民被強橫的官吏欺壓,藝術的困境是純潔的藝術家被強橫的夜市大哥收買。兩個反派都由同一位演員,以極其誇張的惡魔姿態扮演,更強調了這種同一性。這種臉譜化的角色塑造,比起1970年代愛國片與文藝片對正、反兩派的塑造,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將革命的理由簡化為反抗貪財貪色的壞蛋,也把藝術家蠢化為不食人間煙火的無知青年。

(予人更難以磨滅的聯想是──如果革命的理由只是因為滿清的官吏仗勢欺人,那麼劇中被黑道把持的當代台灣,豈不也應再掀起一次革命?而在台中這名聞遐邇的黑道之都演出這場大戲,不正是諷刺之極?)

以兩個時代對夢想的追求為主軸,對「建國百年」的歷史難脫避重就輕之嫌。最簡單的問題:為什麼建國革命在中國、而百年國慶卻在台灣?不去面對這個問題,也就無法避免「台灣」在劇中完全失焦的結果。麵店、夜市、便利商店、舞蹈大賽,便是所有的台灣。劇中不斷洗腦般宣唱:「我們並沒有共同的回憶,讓生命就從現在開始走在一起。」但對過去選擇遺忘(事實上是「選擇性記憶」)的態度,只一味要所有人此後同心,有如掌權者對異議者的招降聲明,實在欠缺任何說服力。

這也是為什麼,當胡德夫走出,伴隨原住民「哦嗨呀」的曲調吟唱〈如意樹〉的結局,是那麼的令人錯亂。請問原住民在整齣戲裡,有半席之地嗎?在中華民國選擇性記憶的建國百年史裡,有半席之地嗎?而渡海來台的中華民國,又是站在哪片土地上?最後貼上這塊招牌,又能代表什麼呢?

就更別提為符合這錯亂的史觀,劇情與意象編排得多麼荒誕了。藝術家接到國外的企管入學通知,忽然大發脾氣說爸媽不了解他的需要(難道這是賣麵的爸爸私下去幫他申請的嗎?);藝術家被揍之後,忽然和女友發現前生彷彿相識(是被揍得靈魂出竅了嗎?);以及出發革命之前,突然出現紅衣女子旋轉不停(是隱喻林懷民版的天安門柴玲嗎?)

最後像來自夜市玩具的宇宙人,出聲向中華民國祝福的時候,真相於是大白──這齣戲有中華民國的緣起(雖然太簡化),也有未來的宇宙觀(雖然只是口水),但就是沒有中間這一百年,也沒有台灣。

藝術不是不能碰政治,也不是不能表達清楚的立場,只是不宜自我矮化成為政治的粉飾。劇中的藝術家不願接受夜市大哥贊助時,跟朋友嗆聲說:「幹嘛平白無故接受人家東西?」我也很想問問這齣戲的團隊同樣的問題。看過《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的「和平、奮鬥、救中國」段子以及《暗戀桃花源》的觀眾,對賴導演的建國百年音樂劇,理當有更多期待。然而,這齣戲竟也跟建國百年的眾多燒錢大製作一樣,淪陷得如此難堪。我只希望民國100年趕快過去,慶典趕快結束,讓藝術的歸藝術,政治的歸政治。這樣藝術家才有機會做出有尊嚴的作品,給政治家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