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夢遺少女的劇場
時間:2017/08/30 11:10-12:00
地點:知信劇場

文 石志如(2017年度駐站評論人)

「回家路上,忘卻名字和進路是同一件事,終於你用力記住的姓名,但找到自己了嗎?被刪減的,沒關係,內心的根,終會越往深處,茁長。」(引自演出宣傳文字)這群集結阿美族、鄒族、平埔族與漢族的劇場新鮮人,以《野草》之名,要向大眾提出他們對於言說適切性的集體焦慮與抗議。

開場男子(萬英豪)以阿美族語,獨吟追思祖母的古調,他一邊唱著歌謠,一邊將手中的長棍奮力跺地敲打節拍,在高亢的歌聲中,撞擊聲只發出與力量相違和的微弱聲音,是展場地板使然?還是導演的刻意安排?皆使這意象直接與主體靠近,貼切地表現出部落青年在自身傳統庇佑下,卻仍顯得徒勞無功。舞台的唯一裝置以麻繩象徵枯萎的野草,它們被倒掛在舞台上方(象徵超現實的空間),另外正後方是大面積的麻繩所垂吊的流蘇牆,這是舞台上唯一一處被切割的空間,只是這軟弱的流蘇牆隨風搖擺,雖展現了草的韌性,卻無法成為台上青年的依靠,更無法替他們找到生命的答案。《野草》的意象在一開始空間營造的「弱聲(生)」之中,似乎已透露了這齣戲終歸走向無助的孤寂。

由女子(劉穎蓉)的阿美族童謠嬉戲橋段導入故事的生命體。遊戲,是每個人邁向社會組織的開端,也是學習信任與謊言的一場賭注,劇中透過遊戲歡樂氣氛,逐漸在肢體越來越暴力的拉扯之下,轉為展現被權力宰制的傷痛。遊戲,之於導演李柏良(阿美族)的眼中,成為詮釋族人受體制壓迫的替代場域,他說:「我所處的環境就是這樣,我的天真也是讓我受傷的開始。」這句話,好熟悉卻也令人沮喪,沮喪台灣社會如何讓這位年僅二十出頭的導演新鮮人,有如此深刻的痛?是部落人的集體焦慮?還是現今所有職場新鮮人的焦慮?

回到劇中,《野草》整體走向肢體劇場,從演員的舞蹈肢體訓練背景,展現出融合街舞、現代舞風格的情節性詮釋,整場演出背棄語言文本的思維,表演者的話語權被剝奪,僅擷取片段語句中的短詞作為意義指涉,而失語或是弱聲的選擇,是否是這些部落青年想要表達的焦慮?想說的話,不能說?還是用什麼說?該如何說?於是,失語後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承載繁複意義的載體,反倒給導演與演員一個巨大難以招架的大問哉。在筆者內心數度困惑與推敲下,作品中數個舞蹈片段,以明顯展露出街舞的排舞隊形與舞動姿態,其外來的文化符號意象倒是成為與原民傳統文化斷裂的證明,而有現代舞訓練背景的柏良,則將發自內心的困惑與焦慮,應用在舞蹈創作中,以重拍引流出奔放具流暢的動作設計與聲響,使作品自始至終,都與傳統身體失聯,而產生了傳統與混雜文化的身體辯證關係。

這場最為驚艷的感觸,應屬於年輕導演所選擇的議題意識。以自身對環境、社會、文化的感受,敏銳地以「言說」做為延伸發想。說與不說,都可能是錯,身體的弱聲吶喊,卻又無法形成強而有力的利器,他們仍舊走不出自我矛盾的城堡。雖然在觀賞期間,筆者數度與台上的肢體意象形成詮釋上的疏離感,但也許是導演與演員幾乎是成長於網路知識爆炸的90後,在他們的生存環境中,充斥著快速、便捷、簡短、拼貼式的圖像式思考行徑,於是這種塊狀式的邏輯思考,形成他們表述的方式之一。筆者反思這群正參與社會競爭行動的新鮮人,「言說」竟成為他們面對社會的集體焦慮,從他們選擇以部落曲調的追思儀式,再到自身傳統歌舞的空白,似乎透露了他們只能回憶那如幻似影的傳統文化,傳統的語言及身體,在「想像」中尋找、茁壯。

這場演出雖然就整體戲與舞的結構安排,呈現不太和諧的混搭與疏離感,卻因拋出的議題具有思辨與衝擊性,以及服裝的設計上,巧妙應用病房手術服的綑綁設計,在劇中以勒束脖頸、綑綁軀體等增強情境的想像,另外音樂以工業再製的撞擊與重複,展現當代社會所造成的枯燥乏味的生活,整體展現了「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過去台北藝穗節曾被諷喻為在校生的作品發表會,在這次的節目中,《野草》的製作團隊全部來自高雄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畢業的校友,在這次議題取材、文本演繹與劇場設計等詮釋,皆勇於挑戰學院風的框架,也讓北台灣難得一見南部學院出身的劇場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