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團隊:8Rojo(加拿大)
觀賞場次:2018/08/10  20:30
演出地點:臺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防空洞

文  曾志誠(東方設計大學表演藝術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幾天前,在臺北的寶藏巖見證了一場關於藝術本質的辯證。

來自加拿大的表演團隊8Rojo帶來了他們的最新作品《After》。8Rojo對我而言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團體,因此在北上觀劇之前,我上網略做了些功課,知道他們創團年,在加拿大曾經多次獲得各式獎項,主要從事視覺表演(visual performance)的創作。

據說,他們每次演出的觀眾人數都相當少,以這次在臺北的演出為例,一共演出三天共六場,每場觀眾人數限五位──換句話說,這個以臺北做為世界首演地點的演出,總共只有三十位觀眾有幸得見。這讓我不禁高度期待,在此同時,我也疑惑著,我將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演出?

八月十日的台北夜晚,悶熱。在寶藏巖的一個小防空洞外頭找著了《After》的印記。前一場的觀眾還沒離開,和導演Javier進行著非正式的演後交流,我們這五位等待下一場開演的觀眾,則從前一場觀眾的手裡接過了主辦單位準備的摺扇,彼此閒聊著。在這段時間裡,我們被告知演出場地裡不會有冷氣,也沒有風扇,唯一一個可以略略擾動氣流的,就只有我們手上這把摺扇──看來這又將是一個汗流浹背的苦修了。

開演時間將近,Javier靠著一盞微弱的LED提燈,帶領觀眾進入「劇場」。即便這時已是黑夜,當我們進入這個毫無雜光射入的古老地堡,仍然很難適應。轉過短短的階梯之後,我們透過一盞昏黃的桌燈,看見防空洞的中央擺著一張桌子,上頭陳設著各式各樣的物品。桌子的那一邊,一位女性的身體趴睡著,而桌子這一邊的五張椅子,則是為我們而準備的。當我們五人落座,最後一個坐下的觀眾(也就是我),依照之前接受到的指示,拿起面前的搖鈴搖了兩下,演出便開始了。

劇情本身並不複雜,簡單地說,陳述的就是女主角Ana Maria Cires臨終前的驚悚體驗。根據主辦單位提供的資訊,這個演出的發想是基於真實事件,在這事件中,著名南美作家Horacio Quiroga的第一任妻子Ana Maria Cires服下了致命劑量的溴化銀,痛苦了七日才死去,其後數十年,這個家族的其他人紛紛以自殺結束了生命。

對於臺灣的觀眾而言,可能這些名字不代表什麼意義,對Ana Maria這個真實存在過的人也並沒有那麼關心,但這並不影響這個演出的藝術成就。至少在我的觀感中,這個故事本身只是一個背景,讓觀眾可以盡快地進入狀況,真正重要的,是這個作品的形式與內容極為緊密地結合,並且直接讓觀眾感應到了女主角內在的恐懼與崩解,而非僅是把一個故事說給觀眾聽,讓觀眾自行去「理解」的那種隔靴搔癢式的表現方式。

在表演形式方面,整場演出對一般所認知到的劇場技術層面的依賴相當低,所有的照明都是由演員自行執行,例如桌上的桌燈、手持的LED手電筒和幾個極具象徵意味的裝飾照明燈,隨著劇情的需要,由不同的演員開起、關閉、移動,甚至在某些片段,還交給在場的觀眾處理。音效的部分,也只是由導演坐在觀眾後面操作一台簡單的音響,播放出墊底的音樂,用來烘托氣氛;至於在我們的直覺中visual performance必有的影像投影,更是不存在,簡言之,在技術上,這是一個極為素樸的表演。

形式上的另外一個特徵,則是觀眾與表演者之間的距離極為接近。如前所述,我們和表演者只隔著一張桌子對望,有的時候,演員還直接接觸了觀眾,例如把照片、白酒等物件交到觀眾的手上,更別說視線的直接接觸了。透過這些接觸,觀眾被「邀請」進入了主角的世界,卻仍然維持著一個「旁觀者」的立場。

而在表演內容方面,整個演出過程中,並無語言,純粹依靠各式各樣或大或小的物件、面具,精巧地和表演者的內在世界交互輝映。在這些物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些古老的照片(當然是複製品)和扭曲的面具──除了主角大部分時間以真面目示人之外,所有表演者全劇都戴著不同的面具。然而在那些古老泛黃的家族照片上,卻只有Ana Maria的臉孔被刮除,其他人(包括她的丈夫、兒子)則都是正常的形象。這個強烈的對比,一方面象徵著主角對於自己的認同恐懼,另一方面,與表演中其他人的恐怖面具相呼應,更強化了主角對其生活周邊的人的形象認知。因此,在每一次主角翻閱那些古老的書信,勾引出一場場或甜美(?)或恐怖的記憶時,觀眾可以輕易地對Ana Maria產生同理心。

面具也是一絕,每一個面具──猶如孟克的《吶喊》一般扭曲變形的面孔──都是Ana Maria眼中所見到的充滿惡意的他者,即便是兩個應該是天真無邪的小孩,都以某種凶狠嗜血的形象展現。而我們的主角就在這個充滿驚悚意象的天地中,被推來撞去,不得安寧。

與人體與面具這些巨大的形象對應的,是許許多多微小的物件。這些物件有的小到只有兩三公分,可以放在手掌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對新婚夫妻的小玩偶和兩個更小的嬰兒,它們在表演者的操作下,時而被擺設成幸福的場景,但隨即被改變成被各式枷鎖困住的意象,例如,新婚夫妻「幸福地」看著未來,一座房子(灰色的)就直通通地壟罩下來。在整場演出當中,這種如詩般的視覺處理幾乎無處不在。其中最衝擊的視覺意象,來自當表演者將微小的人形捧在手心,或深情或恐懼地凝視著的時候,那種大與小之間的畫面對立感,每每讓我產生一種被重錘擊中的感受。

看這個演出,就像是經歷了一場內在風暴的洗禮,這洗禮來得相當直接,生猛有力。正如前文所述,並非看了一個故事而已,它是一種來自底層的震動,在觀劇過程中我所感受到的恐懼和憂慮,不僅是我對寶藏巖空間的恐懼感,也不僅是Ana Maria在死前的驚悚經歷,這些都交纏在一起,成為觀眾的個人體悟。

很有趣的是,這個大與小的辯證,恰好在我的心裡折射出了另外一片風景:藝術到底如何定義?在藝術的世界裡,何謂大又何謂小?

最近這幾年,台灣的表演藝術環境並不那麼理想,至少在我接觸到的一些年輕新進的劇場工作者,每每為自己的製作應該頭那些補助案而煩惱不已,而我們的政府,習慣性地以KPI的概念來擘畫執行藝文政策,因此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是,獲得補助的永遠是具有高知名度的團隊。在此,不得不指出一件事:高知名度,意味著觀眾接受度高,也就意味著這些團隊的創作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場性。當然,市場接受度高並不一定是壞事,在這之中有很多團隊的確在藝術成就上有目共睹。不過,藝術並非只有這一種模式而已,KPI更是無法對藝術做出真正的評價。問題就在於,我們國家的藝文政策仍然秉持著主計治國的概念,將數值化的思維邏輯大帽子狠狠地扣在表演藝術團隊的補助案上,每個大大小小的藝文補助案當中,團隊一定要提報的項目之一,就是「預期成效」,然而,藝術的成效是無法具體量化的,我們要如何去判斷任何一個藝術創作是否精確地達到了藝術目的?

在利益導向的思維之下,很可悲的,官方只能(會?)以藝術是否能換取現金(或者知名度),作為判斷依據。也因此,沒有票房保證的團隊要去申請各式各樣的補助,基本上都難於上青天。而回到團隊這邊,他們不得不想盡辦法迎合市場需求,進而取得獲得補助的可能性,這便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久而久之,我們愈來愈難在劇場裡被眾聲喧嘩的各種政治、美學觀點衝擊,從團隊到觀眾,無一不被馴化,以致所謂的表演藝術環境,僅能淪為太平盛世(?)的裝飾品,為一個虛構的台灣塗脂抹粉。

8Rojo這次的演出,不啻為一個極好的範例,在這個經濟效益極低(這次的世界首演,總票房最多不過新台幣一萬五千元,而這個團隊來自加拿大)的製作裡,藝術家能夠完全不迎合觀眾,專心致志地做好一個撼動人心的精準創作(一個小插曲:從側面得知,主辦單位原先想放幾台電扇在悶熱的防空洞裡,讓表演者和觀眾能不那麼不舒服,但導演認為電扇的噪音會破壞演出,因此拒絕了),這說明了藝術真正的價值,可以不是用數字來衡量的!

這讓我想起Grotowski所提出的「藝乘(Art as Vehicle)」概念:藝術本身並不是目的所在,它只是一個乘具,是一種修行的法門。進一步講,如果藝術是我們修行的法門,那麼我們做跟藝術相關的工作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誠實地面對我們自身,絕非為了任何這範疇之外的理由,諸如觀眾接受度、票房、知名度等等,去扭曲初衷。

是以,大,或者是小(不管是金額還是規格),根本就不是藝術的本質概念,對於一個作品的藝術價值而言,所謂的大小,一點意義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