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團隊：8Rojo（加拿大）

觀賞場次：2018/08/10  20:30

演出地點：臺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防空洞

文  曾志誠（東方設計大學表演藝術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幾天前，在臺北的寶藏巖見證了一場關於藝術本質的辯證。

來自加拿大的表演團隊8Rojo帶來了他們的最新作品《After》。8Rojo對我而言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團體，因此在北上觀劇之前，我上網略做了些功課，知道他們創團年，在加拿大曾經多次獲得各式獎項，主要從事視覺表演（visual performance）的創作。

據說，他們每次演出的觀眾人數都相當少，以這次在臺北的演出為例，一共演出三天共六場，每場觀眾人數限五位──換句話說，這個以臺北做為世界首演地點的演出，總共只有三十位觀眾有幸得見。這讓我不禁高度期待，在此同時，我也疑惑著，我將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演出？

八月十日的台北夜晚，悶熱。在寶藏巖的一個小防空洞外頭找著了《After》的印記。前一場的觀眾還沒離開，和導演Javier進行著非正式的演後交流，我們這五位等待下一場開演的觀眾，則從前一場觀眾的手裡接過了主辦單位準備的摺扇，彼此閒聊著。在這段時間裡，我們被告知演出場地裡不會有冷氣，也沒有風扇，唯一一個可以略略擾動氣流的，就只有我們手上這把摺扇──看來這又將是一個汗流浹背的苦修了。

開演時間將近，Javier靠著一盞微弱的LED提燈，帶領觀眾進入「劇場」。即便這時已是黑夜，當我們進入這個毫無雜光射入的古老地堡，仍然很難適應。轉過短短的階梯之後，我們透過一盞昏黃的桌燈，看見防空洞的中央擺著一張桌子，上頭陳設著各式各樣的物品。桌子的那一邊，一位女性的身體趴睡著，而桌子這一邊的五張椅子，則是為我們而準備的。當我們五人落座，最後一個坐下的觀眾（也就是我），依照之前接受到的指示，拿起面前的搖鈴搖了兩下，演出便開始了。

劇情本身並不複雜，簡單地說，陳述的就是女主角Ana Maria Cires臨終前的驚悚體驗。根據主辦單位提供的資訊，這個演出的發想是基於真實事件，在這事件中，著名南美作家Horacio Quiroga的第一任妻子Ana Maria Cires服下了致命劑量的溴化銀，痛苦了七日才死去，其後數十年，這個家族的其他人紛紛以自殺結束了生命。

對於臺灣的觀眾而言，可能這些名字不代表什麼意義，對Ana Maria這個真實存在過的人也並沒有那麼關心，但這並不影響這個演出的藝術成就。至少在我的觀感中，這個故事本身只是一個背景，讓觀眾可以盡快地進入狀況，真正重要的，是這個作品的形式與內容極為緊密地結合，並且直接讓觀眾感應到了女主角內在的恐懼與崩解，而非僅是把一個故事說給觀眾聽，讓觀眾自行去「理解」的那種隔靴搔癢式的表現方式。

在表演形式方面，整場演出對一般所認知到的劇場技術層面的依賴相當低，所有的照明都是由演員自行執行，例如桌上的桌燈、手持的LED手電筒和幾個極具象徵意味的裝飾照明燈，隨著劇情的需要，由不同的演員開起、關閉、移動，甚至在某些片段，還交給在場的觀眾處理。音效的部分，也只是由導演坐在觀眾後面操作一台簡單的音響，播放出墊底的音樂，用來烘托氣氛；至於在我們的直覺中visual performance必有的影像投影，更是不存在，簡言之，在技術上，這是一個極為素樸的表演。

形式上的另外一個特徵，則是觀眾與表演者之間的距離極為接近。如前所述，我們和表演者只隔著一張桌子對望，有的時候，演員還直接接觸了觀眾，例如把照片、白酒等物件交到觀眾的手上，更別說視線的直接接觸了。透過這些接觸，觀眾被「邀請」進入了主角的世界，卻仍然維持著一個「旁觀者」的立場。

而在表演內容方面，整個演出過程中，並無語言，純粹依靠各式各樣或大或小的物件、面具，精巧地和表演者的內在世界交互輝映。在這些物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些古老的照片（當然是複製品）和扭曲的面具──除了主角大部分時間以真面目示人之外，所有表演者全劇都戴著不同的面具。然而在那些古老泛黃的家族照片上，卻只有Ana Maria的臉孔被刮除，其他人（包括她的丈夫、兒子）則都是正常的形象。這個強烈的對比，一方面象徵著主角對於自己的認同恐懼，另一方面，與表演中其他人的恐怖面具相呼應，更強化了主角對其生活周邊的人的形象認知。因此，在每一次主角翻閱那些古老的書信，勾引出一場場或甜美（？）或恐怖的記憶時，觀眾可以輕易地對Ana Maria產生同理心。

面具也是一絕，每一個面具──猶如孟克的《吶喊》一般扭曲變形的面孔──都是Ana Maria眼中所見到的充滿惡意的他者，即便是兩個應該是天真無邪的小孩，都以某種凶狠嗜血的形象展現。而我們的主角就在這個充滿驚悚意象的天地中，被推來撞去，不得安寧。

與人體與面具這些巨大的形象對應的，是許許多多微小的物件。這些物件有的小到只有兩三公分，可以放在手掌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對新婚夫妻的小玩偶和兩個更小的嬰兒，它們在表演者的操作下，時而被擺設成幸福的場景，但隨即被改變成被各式枷鎖困住的意象，例如，新婚夫妻「幸福地」看著未來，一座房子（灰色的）就直通通地壟罩下來。在整場演出當中，這種如詩般的視覺處理幾乎無處不在。其中最衝擊的視覺意象，來自當表演者將微小的人形捧在手心，或深情或恐懼地凝視著的時候，那種大與小之間的畫面對立感，每每讓我產生一種被重錘擊中的感受。

看這個演出，就像是經歷了一場內在風暴的洗禮，這洗禮來得相當直接，生猛有力。正如前文所述，並非看了一個故事而已，它是一種來自底層的震動，在觀劇過程中我所感受到的恐懼和憂慮，不僅是我對寶藏巖空間的恐懼感，也不僅是Ana Maria在死前的驚悚經歷，這些都交纏在一起，成為觀眾的個人體悟。

很有趣的是，這個大與小的辯證，恰好在我的心裡折射出了另外一片風景：藝術到底如何定義？在藝術的世界裡，何謂大又何謂小？

最近這幾年，台灣的表演藝術環境並不那麼理想，至少在我接觸到的一些年輕新進的劇場工作者，每每為自己的製作應該頭那些補助案而煩惱不已，而我們的政府，習慣性地以KPI的概念來擘畫執行藝文政策，因此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是，獲得補助的永遠是具有高知名度的團隊。在此，不得不指出一件事：高知名度，意味著觀眾接受度高，也就意味著這些團隊的創作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場性。當然，市場接受度高並不一定是壞事，在這之中有很多團隊的確在藝術成就上有目共睹。不過，藝術並非只有這一種模式而已，KPI更是無法對藝術做出真正的評價。問題就在於，我們國家的藝文政策仍然秉持著主計治國的概念，將數值化的思維邏輯大帽子狠狠地扣在表演藝術團隊的補助案上，每個大大小小的藝文補助案當中，團隊一定要提報的項目之一，就是「預期成效」，然而，藝術的成效是無法具體量化的，我們要如何去判斷任何一個藝術創作是否精確地達到了藝術目的？

在利益導向的思維之下，很可悲的，官方只能（會？）以藝術是否能換取現金（或者知名度），作為判斷依據。也因此，沒有票房保證的團隊要去申請各式各樣的補助，基本上都難於上青天。而回到團隊這邊，他們不得不想盡辦法迎合市場需求，進而取得獲得補助的可能性，這便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久而久之，我們愈來愈難在劇場裡被眾聲喧嘩的各種政治、美學觀點衝擊，從團隊到觀眾，無一不被馴化，以致所謂的表演藝術環境，僅能淪為太平盛世（？）的裝飾品，為一個虛構的台灣塗脂抹粉。

8Rojo這次的演出，不啻為一個極好的範例，在這個經濟效益極低（這次的世界首演，總票房最多不過新台幣一萬五千元，而這個團隊來自加拿大）的製作裡，藝術家能夠完全不迎合觀眾，專心致志地做好一個撼動人心的精準創作（一個小插曲：從側面得知，主辦單位原先想放幾台電扇在悶熱的防空洞裡，讓表演者和觀眾能不那麼不舒服，但導演認為電扇的噪音會破壞演出，因此拒絕了），這說明了藝術真正的價值，可以不是用數字來衡量的！

這讓我想起Grotowski所提出的「藝乘（Art as Vehicle）」概念：藝術本身並不是目的所在，它只是一個乘具，是一種修行的法門。進一步講，如果藝術是我們修行的法門，那麼我們做跟藝術相關的工作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誠實地面對我們自身，絕非為了任何這範疇之外的理由，諸如觀眾接受度、票房、知名度等等，去扭曲初衷。

是以，大，或者是小（不管是金額還是規格），根本就不是藝術的本質概念，對於一個作品的藝術價值而言，所謂的大小，一點意義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