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我》劇以音樂劇之名大量的載歌載舞,從台灣市集唱到日本櫻花樹下,再唱到上海的紅男綠女、中國的水墨之美,不只重現戒嚴時期軍中藝工隊的寓教於樂,更重現了戒嚴時期對台灣史的疏隔。原先想要通過「台灣美術巨擘」而形塑出一位台灣人的典範,卻因人物與歷史的整體關係處理得有骨無肉,這個典範是不是由陳澄波來承担舉證其實都變得不重要了。(王墨林)
10月
15
2011
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