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墨林（專欄作者）
我想，談《我是油彩的化身》這一齣被稱為是「音樂劇」的戲，是有點困難度的，它的問題絕不是好壞而已，光看節目手冊上列載的製作單位洋洋灑灑出現一大堆參與此劇的公部門的名單，就不免令人困惑為何這齣戲會如此大刺刺帶著濃厚的政策意味？不只很少出現的把文建會及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囊括在一起，「主辦單位」的嘉義市政府及「承辦單位」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介入於製作其間，更顯示出這一支製作團隊的特殊性。
尤其這一切的呈現是由「果陀劇場」担綱「演出單位」，卻又不算是「果陀」的年度製作，另看「贊助單位」非富卽貴的名單亦令人咋舌，節目手冊上刻意嵌入這些公部門的名單，可以說是極為罕見，足夠你揣測半天這一齣音樂劇，到底是何方神聖？各公部門都紛紛出資，寧為製作單位一員，唯恐落人於後，甚而連馬英九總統及國民黨高官都要一一親臨現場觀賞，為這個活動留下了最政治性的餘味，因此我若仍把《我》劇視為只是一齣戲而已，是否就是故意在裝天真呢？
台灣長期以來在文化生產活動方面，受到官僚化很大的影響，在這齣《我》劇的生產模式完全表露無遺。首先是《我》劇必須跟「中華民國 精彩一百」中「民國藝百」的官方活動掛鉤，其中又因《我》劇主題乃以被稱為是「台灣美術巨擘」陳澄波一生的故事為主，其題材與現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路線，在互映之間彌散出政治正確的氛圍是不言而喻的。「劇場」在國家政治這樣的語境下，要談開啟想像力的視野，讓劇場作為把想像力付諸實現的場域，幾乎不可能達成。
尤其當劇場與政治相遇時，正如《我》劇所面臨的問題，強調陳澄波的鄉土情懷？讓他唱出「只有對土地的愛，才能畫出精彩的畫」，抑或讓他跪在玉山面前槍斃，而化成「台灣的精靈」？這樣的戲劇呈現（performance）到底會使得《我》劇觀眾被愛台灣而感動呢？或讓政客在「二二八」的政治効用上灑下狗血而搶到政治話語權呢？原先這齣想要以去政治化的意識型態策略，讓歷史問題平板化，沒想到它的失語卻辯證了這齣戲在現實政治上過於媚俗化。
劇中陳澄波歷經在日本殖民母國求學的台灣人身分，與在中國定居時又被誤以為是日本人，直至返台遭逢「二二八」，卻以會說普通話的半山身分自願去與中國軍談判而釀出悲劇，每一段情節都一而再突顯陳澄波的生平遭遇，在台灣歷史的情境中，身體受到壓抑所隱喩的身分政治，然而，《我》劇卻用了逢迎現實政治的保守史觀，在情節安排上刻意排除傷痛的歷史記憶，而把個人的生命政治縮小範圍至對家庭成員間的情感渲染，並煽情地發展成為一齣家庭倫理大悲劇。
《我》劇以音樂劇之名大量的載歌載舞，從台灣市集唱到日本櫻花樹下，再唱到上海的紅男綠女、中國的水墨之美，不只重現戒嚴時期軍中藝工隊的寓教於樂，更重現了戒嚴時期對台灣史的疏隔。原先想要通過「台灣美術巨擘」而形塑出一位台灣人的典範，卻因人物與歷史的整體關係處理得有骨無肉，這個典範是不是由陳澄波來承担舉證其實都變得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