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曾福全（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秘書長）
今年，文化部預算遭立法院在野黨提案刪減與凍結，藝文圈一陣震盪。藝術家們紛紛在社群與新聞平台上發聲，捍衛文化補助的重要性。一時之間，「文化預算被砍了怎麼辦？」成了創作者與藝文單位共同面對的現實問題。
這些年來，藝文工作者對「不穩定」已經太熟悉了。補助沒過、標案被抽走、案子延期、合作單位換人，幾乎每一件事都可能成為你無法開工的理由。這一次的預算風波，讓我們不得不再問一次那個老問題：為什麼做藝術這件事，總是這麼難以站穩腳步？如果政府是這個產業最大的「老闆」，那麼當危機發生的時候，他是否也該是最後一個離場的人？而個別工作者與團隊，又該如何面對這份不確定性？
一、體制性風險：預算依賴與政府角色
很多人常問：「文化部預算不是每年都在增加嗎？為什麼藝文工作者還這麼辛苦？」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一種關心，但對很多人來說，聽起來卻像一種指責。預算是增加了沒錯，只是那筆錢，越來越少真正流向那些直接做事的人。
我們在藝創工會做了份小小的調查，試著把今年文化預算刪減的影響描出一個輪廓。結果很直接——有場館因為業務費縮減，被迫減薪、砍人手。創作計畫因為補助延宕喊停，國際交流活動也因此取消。那些已經投入時間、精力甚至自掏腰包做前期準備的創作者，只能咬牙認賠，像是排了一場戲到一半被拉掉電源，台還沒搭完，燈還沒試，大家就要回家了。這些衝擊最深的，往往是最脆弱的一群人：
劇場裡負責行政的人、做教育推廣的人、協調製作流程的人，還有那群接案工作者──他們本來就沒有太多保障，接到案子就要先墊錢、先排時間，結果最後補助一延，他們的生活就像被按下暫停鍵，甚至直接當作「白做工」處理。
很多場館工作者，其實連一份穩定的聘約都沒有。他們一年簽一次合約，年資從來不會累積，有些人連勞保、加班費都沒有，合約寫的是「承攬」，實際卻天天上班、照表打卡、加班到深夜。這樣的工作狀態，一直都很像在懸崖邊走路，預算一出事，他們就是第一個掉下去的人。
而這種情況，並不是個案，也不是哪個單位的錯。這是一種讓藝文工作者永遠站不穩的制度性風險。
整個產業仰賴標案與補助在運作，文化部、文策院、地方文化局，每年辦了大大小小的案子、節慶、活動，提供了工作機會、也創造了舞台。可是這些案子能不能成、誰能得標、什麼時候審查結果會出來，都像抽籤。政策只要稍微轉向，長期配合的團隊馬上就沒了收入；首長換人、委員換屆，就可能整批計畫停擺。
甚至連場館裡那些看似穩定的技術人員與行政，當他們的薪水也來自業務費，那預算一凍結，他們就跟著「被調薪」、「被請離」，而這一切，只因為一紙公文的到來。所以當我們說：「文化預算1的不確定性，其實就是一種勞動風險」，不是想製造焦慮，而是想說清楚：這些人不是不努力，只是他們工作的土地，經常地震。
二、非典型僱傭、低薪與職安落差
在藝文產業裡，我們太常聽到「這樣很正常啊」、「大家都是這樣撐過來的」，但「正常」不等於合理，更不等於應該。
許多藝文工作者，特別是那些看起來比較「穩定」的藝術行政，其實長期都處在一種模糊、甚至被誤解的勞動關係中。他們每天準時上下班，照著主管指示執行任務，加班、做簡報、處理帳務樣樣來，但合約上寫的卻是「承攬」。什麼勞保、年資、加班費──通通沒有。
我們碰過一個個案小芸（化名），在劇團當行政。她原以為自己是團隊的一份子，跟大家一樣熱血、願意投入，直到有一天身體撐不住，她才驚覺：原來自己連請病假都不知道該怎麼請。她甚至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勞工身份──這才開始查資料、問朋友、找工會，才發現自己早該受到《勞基法》的保障，但從來沒人跟她說過。
這不是個案，而是常態。藝創工會2024年的調查就發現，許多藝文工作者對自己的勞動身份根本搞不清楚。從屬性高、工作長期穩定，卻被當成「接案者」處理──這背後，是整個產業把「承攬」當成逃避責任的工具。更糟的是，有時候，這樣的制度性模糊，還會被包裝成一種情感：我們是夥伴，是一起打拼的戰友，談保障好像就不夠有情；有人甚至在這樣的環境裡遭遇情緒勒索、職場霸凌，甚至是性騷擾，卻苦無正式的管道可以說出口。
你可能會以為這些是少數現象，但數字其實早已說明一切。文化部的報告指出，2021年「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的平均月收入只有35,302元2，比起其他行業明顯偏低。而工會自己的調查也顯示，2024年藝文從業者的平均月薪是35,718元3──比全國平均還少了將近三成。
因此，許多藝文工作者選擇自由接案，為了追求彈性與自主，以為至少可以換來一點自由。但自由接案其實只是把風險由制度轉嫁到個人──案子來不來、錢什麼時候會進帳、對方會不會跳票、這些都只能靠運氣。更不用說有多少人根本沒有簽約，只憑一封LINE訊息、一句口頭承諾，就投入好幾週的工作。於是很多人一邊受雇，一邊接案，日子過得像打仗，生活和工作完全分不清界線。你可能下午還在開會，晚上就在排練場裡搬燈，回家後半夜繼續趕簡報、做核銷。
根據歷年的藝文勞動調查，藝文工作者的工作合約保障和社會保險覆蓋率普遍不足 。特別是「劇場設計與執行」等職種，其職災風險最高，卻同時是受到工作保障最少的類型。顯示藝文工作者在社會安全網中存在顯著的缺口。這種保障不足的狀況，使得藝文工作者在面對職業傷害、失業或退休時，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
我們說要建立一張社會安全網，但這張網，在藝文工作者的腳下，其實破了很多洞。太多時候，我們只能在跌下去之後，才發現沒有人接得住。
藝創工會在校園巡迴宣講勞動權益課程，2025。（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提供）
三、補助體系的矛盾：結構性剝削與市場缺口
說真的，經營一個藝文團隊，很多時候根本不是夢想的延續，而是現實的搏鬥。不是「做你熱愛的事，就能活下去」，而是「能活下來，再談得上熱愛」。
補助的通過率只有三成出頭，我們都知道。但知道歸知道，當你一整年的營運規劃、排練時程、人事安排、演出檔期，全都綁在那一筆補助上──你還是會等、會查信箱、會每天更新進度進度條、會在半夜想著：「如果沒過，我該怎麼跟大家說？」
很多團隊是這樣過日子的：寫完一份補助申請書，就像在瓶中放進一封求救信，然後把它扔進預算海裡。等它回來時，才知道今年能不能開工。補助沒過，就等於現金流斷裂，團隊只能各自解散，演出喊停，工作人員領不到酬勞，創作中止。更殘酷的是，當錢不夠的時候，第一個被砍的，永遠是人事成本。不是團隊不想付大家合理的酬勞，而是根本沒有那個餘裕──久而久之，團隊只好靠彼此互相撐著走，開始內部剝削、情緒勒索、犧牲薪資，把自己的勞力一層一層拆下來當燃料燒。
這不只是某些團體不願給薪的問題，而是整個產業無法給薪的問題。
我們常說，創作是一場航行。那麼補助就像港口的補給──讓你有燃料出發。但這幾年，我看見太多創作者圍著港口打轉，一年又一年，只敢航行到最短的距離，只能寫進補助書裡的題材與期限。因為他們知道，萬一偏航了，回不來，就沒有下一輪燃料。
這不是膽小，而是現實。台灣的文化預算，本來就不大。2024年，中央文化支出只佔整體預算的1.41%4。這麼小的一池水，還要分給這麼多船，怎麼可能航得遠？
所以我們就看見一種現象：大家每年回來排隊，年年補助、年年結案，然後從頭再來。很多團隊一年送五案六案，只為拼湊出一份薪資。結案時間壓在年底，導致所有文化活動擠在下半年，一邊演出一邊對帳，一邊準備下一輪申請書。台上燈一暗，台下燈一亮，劇團行政就得打開簡報，半夜對著核銷單據嘆氣。
這樣的工作節奏，沒有人該說是浪漫──它不是。它是一種疲勞、是一種焦慮。
而補助本身，也不是平等的，文化部 2023 年對國內團體的公款補助總額約86.68億元5。像國藝會的視覺營運補助，一案大概35萬到90萬。對大機構只是杯水車薪，對小團隊卻已是天花板。於是大家被迫把原本可以整合進一份計畫的創作，拆成碎碎的案子去申請，變成「補助拼貼」。然後還得上課，學怎麼寫出讓委員感動的故事，甚至花錢報名「申請補助秘訣班」，學會如何包裝提案──不是讓作品變得更好，而是讓它更能通過那個系統的審查。
這些現象的背後，說穿了，是整個社會對文化價值的猶豫與模糊。在國家預算裡，文化永遠排在後面；在公共體系中，文化工作常被視為「熱情驅動、不求回報」的特殊勞動，不被視為應該被保障的正式工作。
補助的初衷，是要為文化公共價值撐出空間。但當它成了唯一的航道，便失去了讓創作自由航行的可能。我們需要的是另一種制度想像──一種願意長期共擔風險的補助機制、一種能讓藝術在市場之外存活的社會支持系統。
補助不是不該存在，而是不該是唯一的方式。
它該像港口，補給之後，就讓藝術家的船出發，而不是緊抓不放。只有當我們願意從制度、社會與產業各個面向，重新思考支持藝術的方式，這些船才有可能真正駛向遠方──哪怕風浪再大，也不再只靠一口氣撐到底。
四、保障前提：社會保險與韌性經營
我們一直以為，國家的支持只會來自一張補助通知公文，一份核定的服務建議書。但其實，有些更基本的東西，應該要早就有了。2021年，終於有一個小小的改變悄悄寫進法律裡。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修正後，政府終於承認：文化不是只看成果、只補作品，而是應該開始照顧那些真正長期投入的人。條文裡寫得不算激動，只有一句話：「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得補助或協助其參加社會保險。」
聽起來平淡，但這句話的背後，是一個結構性的轉彎。
因為它承認了：有太多人在這個產業裡，一直處在沒有保險的狀態──不是他們不想保，而是他們根本付不起、也不知道該怎麼保。
我們接觸到的創作者，很多人一做就是十幾年，但一直處在非典型工作裡；沒有穩定雇主、沒有加班費、沒有年資累計。他們能夠撐下來，全靠一種信念，和一種「我還可以再撐一下」的意志。可是當意外發生──受傷、生病、或只是身體說不行了──他們才驚覺，自己連最基本的社會安全網都沒有。
所以當我們說，「比起補助作品，更該補助人本身」，不是在唱高調，而是說出一種最樸實的願望──讓努力工作的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要等到受傷了才知道沒人接得住，不要讓創作變成冒著風險獨自航行的孤島。
說到這裡，也許有人會問，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其實，不只是制度需要轉變，個人與團隊，也都能有些起步。
對於創作者來說，我們可以從建立風險意識開始──不浪漫地存下一筆生活儲備金、願意了解自己的合約條款、願意學習怎麼辨識「承攬」與「僱傭」的差別。當權益受損，也別害怕尋求協助。國藝會、文化部、或是像藝創工會這樣的組織，不只是申請單位或出聲單位，更是你可以求助的地方。
對團隊來說，我們也許可以試著練習：
把人當作可以長期共事的夥伴，而不只是專案的支出項目。預算中留下一筆人事預備金，給行政與製作人一個安心的空間。建立清楚的酬勞制度、合理工時，讓大家不必靠燃燒自己來換取進度。學會區分勞動關係，對符合《勞基法》規範的人，給出應有的保障──這不是福利、慈善，而是基本的誠實與責任。
而制度層面呢？
是的，政府應該做得更多，也可以做得更細緻。不要只補助一個又一個案子，而是該去思考：有多少工作者在這個產業裡，卻從來不被統計？有多少人處在沒有保險、沒有退休金、沒有職災保險的縫隙中？我們需要一場真正徹底的普查──去理解整個產業的勞動輪廓，從就業型態、薪資結構到心理健康，建立出完整的數據，才能對症下藥。
另外，補助審查不該只看創意與內容，也該關心這個案子裡，人的狀況如何。是否揭露薪資？是否保障工時？是否有基本勞動條件？這些都應該成為一個文化計畫被支持的重要指標。當資源的流向，能真正回應勞動現場，那文化的循環才會有可能變得健康。
我們知道，這條路不會一天走完。但從這裡出發，我們可以開始一個新的想像：不是再把藝術當作燃燒的火焰，而是開始把藝術工作者，當成需要好好被照顧的生活者。
因為只有當人被好好照顧了，藝術才有可能真正長出根來。
藝文勞動調查記者會，2023。（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提供）
結語：讓創作回到「選擇」而非「委屈」
藝文工作的價值，不僅在於能為社會孕育美感與無限想像，更在於它承載著人們對自由與自我實現的集體渴望。然而，當這份工作連最基本的體面生活都難以保障時，那創作便會從一種選擇，變成一種委屈。
我們無法期待每一個藝術工作者都成為市場的贏家，但至少可以讓每一個在其中努力的人，不至於為了生存而犧牲尊嚴與基本權益。
當代的藝文創作不只是藝術表現，更是與體制、資源與工作條件息息相關的生存實踐。若能從個人到制度、從短期應變到長期韌性，逐步建立面對風險的能力，台灣的藝文生態才有機會走出不確定性的焦慮，邁向真正多元、健康與永續的未來。
注釋
1、見【文化預算追蹤】變動之中，臺灣的文化政策與文化預算分配 | 典藏ARTouch.com。
2、見〈2022年文化產業工作者勞動概況報告〉。
3、見〈2024年臺灣藝術工作者性別平等與勞動情況調查〉
4、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統計網」，〈2024年度中央政府文化支出金額〉。
5、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統計網。〈文化統計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