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來說，《分手快樂》這齣音樂劇讓觀眾體會到臺灣音樂劇演出的企圖心。雖然國內音樂劇創作培訓資源相對匱乏，但創作者仍試著開鑿新的表演素材，累足成步，即使沒有豪華的背景、場地，小巧清新的作品仍可深得人心。（李淑玲）

此處也引出本劇一大命題：「命運是否自決？」正叩問著半島女性是否因彈唱月琴運命有所轉變？離鄉北上求職是否美夢成真？而國境之南難道真無法成為安身立命之所？再再緊扣《半島》展演地方的本質訴求：女性只能委屈卑微？地方就該日益凋零？（楊智翔）

劇中角色們既藉著登上舞台唱出自己的心內話，也貫徹了「處於這個時代與這個場域中，特定形式下的演出本質」。舞台上，大紅布幕搭配上霓虹燈泡、舞台景片和鏡面地板的閃爍，以及在舞台上呈現樂隊的後設巧思，形構出一種紙醉金迷的歡樂氣氛。（林映先）

當戰爭析出「民眾」與「國家」之間的矛盾，或者與之同步共振時，作為歷史觀者與參與者的我們，該如何面對其中之「惡」？⋯⋯戲畢至今，陸續刊出的諸家評論雖無不提及「戰爭」、「國家」、「民眾」、「生存」等關鍵詞，但關於上述發問的思考，不是寫的隱晦曖昧，就是仍沉浸在被「大和魂」衝擊的暈眩中。因此，我想直白地說出我的批判。（羅皓名）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在演員的詮釋下，是透過有點宿命論式的樂觀，來表達這一代可以跟過去道別（同時，也剝奪了母語）──既然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未來便充滿希望。（黃奕超）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因為黃母而漸漸浮出受害家屬的主體性，從不願開口到與女兒間的坦誠，創作者若是多著墨於此角，觀眾更可從其細節和節奏體會到受害者家屬的煎熬心境。（簡韋樵）

在塑造一個寫實的受難者家庭困境上，本戲出彩且細膩地描寫個體生命所面對的艱難之處，把握住家庭在遭受政治迫害後被體制與社會的雙重排除、家庭內部在權力的介入下所造成的創傷與隔閡，以及事過境遷之後受難者家庭要如何面對加害者。（鍾承恩）

語言與人物的捨棄以及音樂引導的脈絡，解放了身體、音樂原先作為附屬品的身份，有效提高劇場的能指性與觀眾「回音」的異質性，無疑是其突破性。（程芝榆）

緊鑼密鼓的「真相」和能量上的「暴衝」理所當然地帶領觀眾到了戲劇高潮，但這樣的加速實在倉促，不論是在文本或是表演的處理上，完全是可以再收斂和更為細緻的。（林柏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