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小群體間交換訊息的過程,呼應了集體記憶是以複數形式存在的特性。舞者以及編舞家一一作為個體,跟此作所假設的先驗式的觀眾一樣,都是乘載了台灣集體記憶的載體。而他們透過創作,或許能改變與觀眾共享記憶的框架。(陳盈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