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正確」的辯證
4月
18
2024
(林筱倩攝影)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小
中
大
字體
2875次瀏覽

文    黃俊銘(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我避免使用「正確」,是指概念上而非實質使用,儘管我的確很少使用「正確」。不過作為前藝術學院生、前文化記者,現在是社會學研究者,回想年少時的激情,我卻愈來愈少寫評論,與長期表演藝術評論尤其是音樂評論趨勢所暗示的「正確」有關。我愈來愈懷疑評論的功能。評論真的是公共生活裡溝通藝術最好的方式嗎,評論還有「真心」嗎,我們能否重新定義評論?

管制心態

古典音樂長期存在一種樂曲解說式的寫作風格,為什麼?因為我們假設音樂等於「作品」,而非社會活動,它暗示一種特定的風格與處理方式,演奏家最好「正確地」彈奏,這時評論者把自己想成管制者,評論者甚至不敢談論自己到底聽到了什麼?喜不喜愛這樣的處置?最好的書寫策略遂變成客觀化評論與被評之物,彷彿那些音樂「天生地」該被如此談奏,評論變成「作品是否被正確演奏」的確認與督導員。評論者忘了音樂是「人的活動」,評論是一種「重看」(review),音樂家亦非孤立在無塵室裡演繹作品。

評論家也忘了所有「風格」興起之時,總是一種對前風格的違逆,試想貝多芬。風格是極不穩定的概念,也是暫時的狀態,例如「歷史表演」的爭論。音樂可能有歷史、流派甚至商業理性遺留下來的印記,在長期的過程裡,演變為一種「風格」;但音樂如何可能有一種先天「正確」的演奏?

維穩

藝術評論長期存在「正確」與否的話語,與它興起時所相互建構的學院力量有關,學院從師生、藝評人延伸而來的評判恰恰好主導了藝術評論的評判,可能還會影響政府部門資源的評定。因此極弔詭地,對「正確」的監管,反而經常並非基於「藝術」,而是為了資源分配。「正確」會壓抑與排擠那些邊緣或待興起之事。我常感覺藝術評論愈來愈學院化,不再維持愛好者與學院評論家那種充滿張力的搏鬥,並不健康。從這角度觀,也許一位「不正確」的評論家也很重要。正確是一種邊界畫分的手段,以畫分藝術內外。近年評論愈來愈維穩化,不再有「論戰」,也不再「好看」,我們或許可思考,為何愛好者不願走進評論場域,或者寧願在其它場域黑特。

工具主義

評論明顯與西方理性崛起或者公共領域誕生之際,藝術不再受統治者或教會壟斷有關。評論開端於社交談論,帶有業餘愛好者的色彩,而後評論的專家化與建制,變成一種特定的批評話語。當今的評論,缺少市民性格,受國家補貼,尤其容易鼓勵出制度化的話語,這是評論危機也是藝術界危機。評論在藝術市場興盛時被商業邏輯監管,評論像文宣。現在被學院派監管,評論像學術文章。

我近年幾乎不讀寫評論,原因即在於它的學術化、理論傾向,某些評論為寫而寫、為評而評,理性走到它的背反,甚為工具性格。評論成為一種藝術理論展演(而且經常張冠李戴),而非展演的對話,也讀不到人文性與社會,只看到封閉的「作品」。少了激情或真正意義的議論,評論驅逐了評論,公共討論重新封建化,僅成就有限的趣味。另外,話語總是有限,評論的危機即話語的危機,真誠對話不能僅靠話語,我們活在話語被濫用成話術的時代,評論不應只有書面語言,更需要面對面交流,如同我們仍需要劇場。為什麼我們不思考重新將評論帶入社會空間,到劇場、咖啡館、書店與脫口秀節目議論藝術。

不合時宜的重要

同時,我愈來愈感覺評論場域瀰漫一種如同政治場域的「正確」氣氛。如果藝術是社會的批評形式,不正應該超越而非服從社會正當性的管束?我有時感覺藝術家與評論家缺少「不合時宜」的勇氣,傾向呼應主流政治的方向。

正確氣氛危機的極至,例如那些以「文化平權」、「社會參與」為標榜的創作與話語。反思與創造力一旦變成政策或補助標的,價值成為手段,就會開始浮現極權、恐怖的氣氛。我們或許需要更多評論者「看穿」而非服從或僅指認藝術的方向。正確氣氛的另一種極端:閱讀評論像閱讀藝術同業公會的大會報告,滿滿同仁風格與行話,或視其在同業裡的階層身分秩序而評定,有朋友說這叫「作文」、「不是給你(讀者)看的」。我有時更樂意閱讀非刊於藝術領域的藝術評論,它們更生動充滿朝氣,在那些更綜合的媒體裡,我看到對藝術的愛,仍抱希望,目光聰慧而且與社會交織。

結語

「正確」通常是藝術訓練過程為了紮根、建立方法視野、為了創作、鑑賞與區分的一種手段性途徑。但我還是覺得,最好不要將「正確」理解為一種指導方針。很期待表演藝術評論重新變成各種言論搏鬥的場域,並維持美學、話語、社會身分的多元與趣味,同時有更多愛與交往,這是評論的初衷。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推薦評論
在東亞的表演藝術生態中,製作人或策展人社群網絡有一個實質上的重要性,那就是:在各國經濟結構、文化政策、補助系統到機構場館往往體質與架構迥異的情況下,跨國計畫常無法──例如,像西歐那樣──純粹透過組織面來推動。無論是評估計畫可行性,還是要克服合作過程的潛在風險與障礙,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信任都是極為重要的基礎。因此,「在亞洲內部理解亞洲」也包括認識彼此的能與不能。
11月
20
2024
本文將主要聚焦於策展人鄧富權任期前三年,在由公立劇院、機構主導的城市藝術節之「策展」可能形塑什麼?又究竟「策了什麼」?而「策展」又如何「製作」節目作為討論主軸,並嘗試推想我們可能期待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藝術節。由於我在上述期間曾多次以不同身份參與藝術節,請將本文視為介於藝術節觀眾、參與藝術家(團隊)、觀察者等多重身份交叉田野的書寫。
11月
15
2024
《熊下山》及《Hmici Kari》為阿改及山東野合作的部落走讀結合餐桌劇場的系列展演活動。阿改協助調度部落文史及人際關係的資源,如商借場地、遊客接駁 ……,我們則專注於劇本撰寫、排演、劇場技術與設計。在基礎條件的限制下,即使盼望搭配華麗的燈光或絢爛的配樂,現實中卻得層層考量,比如是否要借電還是自備發電機,、某段音量過於龐大,會不會干擾到鄰居或讓小狗咆嘯等。看似簡單的行政工作,需要耗損相當的溝通工程,人際關係的稠密程度比蜂蜜還黏,比樟樹燒出的煙霧還猛烈,團隊成員總得細細梳理,說話再說話、確認再確認。
8月
23
2024
筆者有幸參與的2023年浪漫台三線藝術季的藝術策展「淺山行路人」,範圍橫跨五縣市,光移動就是場挑戰,「走入地方」是所有參與藝術家與策展團隊開始的起手式,這其中也不斷叩問「地方」如何被界定與其所連帶衍生的認同、族群、邊界等諸多問題。在籌備過程中拜訪各地「地方引路人」成為一個關鍵,透過多次實際走訪、聆聽、討論與溝通,許多作品在這個與地方來回互動的過程中而發展至最終樣態,甚至因應場域而重新發展。
8月
21
2024
對於徵件或委託創作來說,通常會有明確的目的與任務,而該任務也很可能與政府政策相關,例如利用非典型空間(通常帶著要活絡某些場域的任務)、AI、永續發展、社區參與等。一個不變的條件是,作品必須與當地相關,可能是全新作品或對現有作品進行一定程度的改編。可以了解這些規章的想法,因為就主辦方而言,肯定是希望作品與當地觀眾對話、塑造地方特色、吸引人流,並且讓首演發生在當地的獨家性。這似乎造就了「作品快速拼貼術」與「作品快速置換術」的技巧。
8月
14
2024
戲劇節與地方的關係略為稀薄,每年僅止於展期,前後沒有額外的經費舉辦其他地方活動或田調。又,由於地方民眾的參與度不高(光是居民不見得需要藝術就足以形成困境;加上更有效傳播資訊的網絡媒介不見得適合多為非網路住民的魚池),這導致策展上對於觀眾組成的認知模糊:既希望服務地方,又期待能吸引城市觀眾,促使以筆者為首的策展團隊萌生轉型的念頭。
8月
14
2024
換句話說,人與地方的互動經驗,會使人對地方產生情感,進而做出超乎理性的判斷。否則我們很難解釋,黃錦章從布袋戲團團長到文化工作者的身分轉變,以及那種持續為自身生活場域策動事件的動力;從張敬業身上,也能看到同樣的情感動力模式,令他在見到鹿港於鄰近工業及商業觀光夾擊時,自發性地舉辦文化活動,尋找外於過去的聚眾可能。
8月
09
2024
將物質文化的地方人文與民間精神活動列入藝術史,多傾於將它們當作擴充藝術史的材料。而如果以地方性為主體,「地方性的藝術」在階級品味擴張之外,則需要政治美學化與藝術政治化的行動介入,才能打破其固化的形態。在史觀區分上,歷史唯心主義傾於「菁英史觀」,認為「重大理念、人物、事件」才能製造出流動的歷史感,否認民眾在歷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主張「人是環境的產物」,群眾才是創造歷史的力量。 此藝術史觀的源起分歧,決定了「地方性」與「藝術性」的發展脈絡。在當代文化生產語境裡,「菁英史觀」介入「民間環境」的同時,則又顛覆又模糊這兩個意識形態,在異化中擴張了地方文化的再生產。
8月
07
2024
原本以為「正義」的問題都給楊牧、汪宏倫說完了。最近赫然發現,「轉型正義」的問題或許不在「正義」,而是「轉型」。誠如汪宏倫所指出的,「轉型」的原意是一個有具體歷史脈絡、階段性任務的「過渡時期」,而當前的問題正是用「正義」的超級政治正確和「人權」的普世性,掩蓋了對於現在究竟處於哪一個歷史階段的辨認。我們正經歷的「轉型」究竟是什麼?
4月
18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