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紀錄劇場Ⅰ:虛實辯證《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
10月
12
2016
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台北藝術節 提供)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小
中
大
字體
2790次瀏覽

主講人:Christine Umpfenbach(克莉絲汀娜.溫芬巴賀)

時間:2016/09/01~2016/09/08

呈現:2016/09/08 19:30

地點: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文 陳代樾(專案評論人)

紀錄劇場時常關注社會議題與確實發生的事件,可能是在歷史中被遺忘的故事,或正在發生的衝突;在劇場表現形式上,則傾向運用大量的田野資料譬如文件、照片、影像來產生與事實的連結,透過新媒體呈現;表演上除了演員之外,更興起與非演員合作的風潮。然而上述這些特徵是否足以定義紀錄劇場,又或許這些特徵也出現在如今百花齊放的劇場形式:譬如報告劇場、證言劇場、文件劇場、論壇劇場、社區劇場、心理劇場中?在台北藝術節主辦的「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中,主講者Christine不曾直接定義紀錄劇場,因為紀錄劇場並非始於一種既定的劇場形式,而是因應時代的劇變而發展出的紛雜現象。

Christine出生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前,她記得從她所居住的西德通到位於東德的西柏林是一條長長的圍牆隔起的公路,一路都是防止偷渡的檢查哨,那時,誰也沒有想到柏林圍牆會倒塌。1989柏林圍牆被推倒,1990年東西德合併,1993年Christine進入位於柏林的白湖藝術學院舞台設計系就讀。她記得那個時候系上有好幾個來自東德的老師,東、西德兩邊似乎才剛開始學習如何一起生活,這兩邊的差異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尤其顯著,需要一種對立的分類才能讓人習慣完全迥異的思維方式,這種分類對每個人來說可能不同卻十分必要。對Christine來說,西德的人關心「如何做」的問題,在同中取異;而東德的人則是重視「做什麼」,在異中求同。然而真正重要的卻是,Christine了解成長環境與背景影響人的思考方式非常巨大,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取決於觀點與脈絡的不同。因此,呈現出不同觀點並存的紛雜現象,構成紀錄劇場的一個顯著但非絕對的特色。

與Christine同一時期,90年代的德國劇場青年面臨社會急遽的改變,深刻感覺到重演舊劇本不足以描述當今複雜的社會處境,急切地尋找新的方法讓劇場能夠討論社會現狀。值得一提的是,提出Postdramatic Theater(後戲劇劇場)的Hans-Thies Lehmann,致力讓德國University Giessen的應用戲劇學系能與時並進,探索介入社會的可能,顛覆既有劇場形式,發展新媒體的使用與跟非演員工作的方法,紀錄劇場重要代表Rimini Protokall和She She Pop皆為其校友。前者因為觀賞了消防隊精彩的滅火演習而衍生出「日常生活專家」的概念,開展與非演員工作各種可能;後者則透過揭露令人感覺尷尬的個人故事,窺見社會普遍難以言說的矛盾現象。紀錄劇場也就在這種社會氛圍的推頗助瀾下,開花結果。

除了交代脈絡,Christine透過很多實例,不論是她自己的導演作品或其他重要的紀錄劇場代表作,詳細的說明創作過程與現實處境,並陳述她作為藝術家個人的選擇和態度。更有趣的是,當紀錄劇場快要呈現出一種清晰樣貌的同時,Christine就會提出另一種與之不同甚至相反的做法,推翻既定的印象,讓紀錄劇場是一個不斷辯證的變動實體,不可能簡單的捕捉與定義。這樣的教學法所勾勒出的紀錄劇場,就如同紀錄劇場在試圖捕捉的真實一樣,並非在尋找一個確切的答案,卻是透過不同面向去夾擠、映射出複雜多重的樣貌。

Christine在課堂中提到一組很有趣的對照,Milo Rau的《Hate Radio(仇恨電台)》【1】與Kroesinger(克羅辛格)的《Ruanda Revisited》【2】都在處理盧安達種族屠殺的主題。Kroesinger認為就算是資料本身的呈現與捨棄都包含主觀選擇的成分,為還原資料的原真性,穿著如上班族的演員皆用中性的態度陳述資料,同一個角色的訪談也時常由多個演員分別表述,觀眾接受異常龐大的資訊卻可能陷入無從判斷或理解的茫然中。相較於前者的客觀立場,Milo Rau的《Hate Radio》處理同樣的議題,卻少見的從加害者的立場切入,透過劇場建構真實世界的迷幻虛構。

《Hate Radio》場景設置在錄音室,盧安達事件中這個電台透過很酷的音樂吸引民眾的支持,卻散佈強烈的種族歧視,播放充滿仇恨言語的歌曲,甚至還接受民眾call in,讓胡圖人能夠找到圖西人的藏匿地點並予以加害。Milo Rau再現錄音室現場,卻並非完全依照考據而是加入虛構的成分,譬如劇中的音樂也許年代風格相近卻並非電台曾播放的曲子,參雜了戲劇性的考量。紀錄劇場時常採用中斷或拼貼的方法以交代事件脈絡與角色動機,在《Hate Radio》卻不曾打破從一而終的幻覺,也沒有給予觀眾檢視劇場與現實關係的線索讓觀眾能夠自行判斷真偽,是渲染性極高的爭議之作。不同於Kroesinger 讓觀眾陷入現實複雜性的迷霧,Milo Rau讓觀眾陷入劇場虛構的迷霧,如此迷人卻也指涉出現實處境的令人迷惑。觀眾一方面就如同盧安達事件中的人們受電台煽動蠱惑難辨真偽,另一方面也看到蠱惑是如何透過劇場建構出來。Milo Rau透過劇場擅於製造幻覺的特性,其目的不是再現事實本身,卻是還原意識操作的機制,讓觀眾感覺到仇恨歧視與活力熱情的矛盾綜合,感受到自主意識的脆弱。

除了劇場世界所建構的虛實,對於表演的虛實,紀錄劇場也呈現出紛雜的可能,尤其當表演者與所扮演的角色指涉同一個實體時,是否也存在扮演的空間?Christine以《Riding on a Cloud》為例子討論在舞台上扮演自己的微妙心理狀態。伊朗裔導演Rabih Mroue的哥哥Yasser十七歲時,因頭顱被槍擊而必須重新回到幼兒般重構自我,導演邀請他的兄弟以自己的故事為創作《Riding on a Cloud》【3】。舞台上Yasser坐在書桌前,因行動不便而緩慢地播放錄音帶,說著自己的故事,當後方的投影播放Yasser躺在床上的日常樣貌,Yasser在舞台上和觀眾一同看著無聲出現的字幕:

我們同意我現在在舞台上,我在扮演與我同名的角色。我的名字是Yasser,我是一個虛構的角色,舞台上的亞瑟代表真實世界的Yasser。(……)然而,舞台上的Yasser如何跟劇場外的亞瑟不同?他是誰?「我」是誰?雖然我正在扮演自己,卻如何可能不是我?我們同意我需要學習遊戲(to play)與演戲(to act)意味著什麼。[4]

這個段落有幾個有趣的地方:其一、這是導演與表演者在製作過程中對於表演狀態的討論,卻成為舞台呈現的元素,讓觀眾看到演出背後的製作過程。其二、如果劇場作為說服與取信的場域,Yasser本人的在場與出生證明、成績單、書信和錄音都作為故事真實信的佐證,這段文字反而要提醒劇場的虛構性,如同一種宣稱的動作告訴觀眾們表演的虛實設定,將詮釋權釋放給觀眾。其三、Yasser作為沒有經驗的素人演員,不可能如《變身怪醫》在舞台上自由轉換角色與真實自我,因此這對話除了是對表演者的心理建設之外,更是跟觀眾的劇場「協定」。台詞句子皆以「我們同意(we agree)」開頭,其中「我們」可以看作是Mroue和Yasser、導演與演員,也可以是劇場與觀眾。

聯想到Rimini Protokoll用「協議」作為劇團名稱,協議是相互同意的原則,可以是攸關利益分配的國家談判,或是程式設計的通訊原則。對Rimini Protokoll來說,「協議」也許是透過遊戲做為呈現形式建立起與觀眾相互同意的原則,其作品(譬如《100%城市》系列)並非獨一無可取代的演出,而是一種操作方法的確立,如同使用說明書那樣清晰條列的工作步驟,讓同樣的模式可以(在不同的城市)重複操作。如果將表演看作是在真實與虛構間調頻的協議,只要共識達成,劇場跟觀眾的溝通也就達成了。

相較之下,工作坊鮮少談論什麼「不是」紀錄劇場工作坊(除了一些例外),因為對於創作者來說,更重要的不是要符合紀錄劇場具有的規範,而是如何在紀錄劇場的肥沃土上滋養茁壯,找到適合的表達方法。下一個部分的紀錄則會專注在參與學員的劇場實作。

延伸閱讀

關於紀錄劇場I:虛實辯證「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

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21641

註解

1、Milo Rau,《Hate Radio》影像片段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7Sj_4-x9Y

2、Kroesinger,《Ruanda Revisited》影像片段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hmHF1M3hTY

3、Rabih Mroue,《Riding on a Cloud》影像片段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4PiXuP8zb4

4、擷取自“How Come This Is Not Me, Even Though I Am Playing Myself? Interview by Hassan Maroon with Rabih Mroue about “Riding on a Cloud”

原文為:We agree that I am on stage now. I am playing a character that has the same name as me. My name is Yasser. I am a fictitious character. Yasser on stage resembles Yasser in real life. (……)

However, how can Yasser on stage be different from the Yasser outside the theater? Who is he? Who is “I”? How come this is not me, although I am playing myself now?

We agree that I have to learn what it means: to play, to act.

《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

演出|
時間|
地點|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推薦評論
如果想要改變社會,為什麼不直接加入社福團隊或環保團體,留在劇場又能做什麼呢?紀錄劇場相對於其他劇場形式,給予更多與社會議題連結的,那改變卻如何可能?面對這個問題,Christine時常微笑的臉龐卻難得顯露悲觀。(陳代樾)
1月
04
2017
如果你所扮演的不是一個虛構的角色,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這個人正在台下聽著你說他的故事,你大概不會想要為這個角色賦予太多的詮釋,因為無論你如何仔細的揣摩都只是再現你對他的印象,強化與實際的落差,甚至難以擺脫模擬伴生的諧擬與嘲諷意味。(陳代樾)
1月
02
2017
紀錄劇場的真實性並非取決於內容的原真性,而在於戲劇形式的選擇,關乎觀眾自身信念的自主性。然而,如果劇作家不是要充分利用每個戲劇元素、思考戲劇世界的合理性與完整性、讓觀眾更容易理解並感同身受,又能做些什麼呢?( 陳代樾)
12月
30
2016
「追求不一樣」是歷史上開設替代空間很典型的動機。然而,從數年來藝文體制大量吸納了替代空間、實驗劇場等美學與成果經驗下,不可否認地說,現今成立「不一樣的空間」也是青年創作者面對「如何接軌體制生存?」的類似選擇。因此「不再是我所熟悉」所變化的不見得是城市,也是時代青年自身。而「替代」在此亦是對自我匱乏的補充,如同跨領域是對領域單一化的補充。
11月
27
2024
在東亞的表演藝術生態中,製作人或策展人社群網絡有一個實質上的重要性,那就是:在各國經濟結構、文化政策、補助系統到機構場館往往體質與架構迥異的情況下,跨國計畫常無法──例如,像西歐那樣──純粹透過組織面來推動。無論是評估計畫可行性,還是要克服合作過程的潛在風險與障礙,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信任都是極為重要的基礎。因此,「在亞洲內部理解亞洲」也包括認識彼此的能與不能。
11月
20
2024
本文將主要聚焦於策展人鄧富權任期前三年,在由公立劇院、機構主導的城市藝術節之「策展」可能形塑什麼?又究竟「策了什麼」?而「策展」又如何「製作」節目作為討論主軸,並嘗試推想我們可能期待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藝術節。由於我在上述期間曾多次以不同身份參與藝術節,請將本文視為介於藝術節觀眾、參與藝術家(團隊)、觀察者等多重身份交叉田野的書寫。
11月
15
2024
《熊下山》及《Hmici Kari》為阿改及山東野合作的部落走讀結合餐桌劇場的系列展演活動。阿改協助調度部落文史及人際關係的資源,如商借場地、遊客接駁 ……,我們則專注於劇本撰寫、排演、劇場技術與設計。在基礎條件的限制下,即使盼望搭配華麗的燈光或絢爛的配樂,現實中卻得層層考量,比如是否要借電還是自備發電機,、某段音量過於龐大,會不會干擾到鄰居或讓小狗咆嘯等。看似簡單的行政工作,需要耗損相當的溝通工程,人際關係的稠密程度比蜂蜜還黏,比樟樹燒出的煙霧還猛烈,團隊成員總得細細梳理,說話再說話、確認再確認。
8月
23
2024
筆者有幸參與的2023年浪漫台三線藝術季的藝術策展「淺山行路人」,範圍橫跨五縣市,光移動就是場挑戰,「走入地方」是所有參與藝術家與策展團隊開始的起手式,這其中也不斷叩問「地方」如何被界定與其所連帶衍生的認同、族群、邊界等諸多問題。在籌備過程中拜訪各地「地方引路人」成為一個關鍵,透過多次實際走訪、聆聽、討論與溝通,許多作品在這個與地方來回互動的過程中而發展至最終樣態,甚至因應場域而重新發展。
8月
21
2024
對於徵件或委託創作來說,通常會有明確的目的與任務,而該任務也很可能與政府政策相關,例如利用非典型空間(通常帶著要活絡某些場域的任務)、AI、永續發展、社區參與等。一個不變的條件是,作品必須與當地相關,可能是全新作品或對現有作品進行一定程度的改編。可以了解這些規章的想法,因為就主辦方而言,肯定是希望作品與當地觀眾對話、塑造地方特色、吸引人流,並且讓首演發生在當地的獨家性。這似乎造就了「作品快速拼貼術」與「作品快速置換術」的技巧。
8月
14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