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該劇在故事的拼接敘事呈現得有些破碎、角色的情緒刻畫有些扁平，沒有足夠的時間，展現整體故事表現的豐富程度。《1624》試圖再現歷史故事，並用不同族群進行故事發展，值得肯定，但本文希望針對歷史時間與觀點拼接、表演形式的拼接、與巨大美感的運用方面，進一步的提出以下的思考。

就其創作主題而論，《1624》貼近官方政治意識對臺灣國家發展的想像：以厚實的經濟實力競逐全球市場的海洋國家（「在開闊世界，留下我的行蹤，離開故鄉，去尋找黃金夢鄉」）；就其演出形式而論，《1624》毫無保留地隨應社會風潮：堅定的本土姿態（以歌仔曲調唱出「阮是臺灣」的心聲），充滿商機的粉絲現象（種類繁多的周邊商品），網路世代的閱聽習性（我們都是Gameboy）；就其創作意識而論，《1624》滿足了所有「政治正確」的標準：「原住民」（「臺灣土地是我們西拉雅的」），「女性」（女祭司尪姨、女海商印姐瓦定），和「轉型正義」（「翻轉受傷的皺褶，新的咱已經成形」）。綜合言之，演出團隊身後的官方文化機構，藉由這個充滿宣示性的唱詞，華麗的視覺意象，舞台明星和粉絲熱切互動的表演景觀／奇觀，整編臺灣主體的文化論述（「只要住在這片土地上，我們就是一家人」、「你我初見各言語，今日能通留文書」），化解社會內在矛盾（「每一道皺褶有歷史的傷，每一吋新生有熱情溫純，新的時代展開完整的自我，對所有受辱的生命，要有理解和包容」），進而確認所謂「本土政權」（「阮是臺灣，阮是臺灣」）的正當性。

「複數」於焉構成這場燈會大戲的策略，卻也成為某種必須，甚至是枷鎖——既是創作對1624年的解答，亦是問題。由於1624年本身帶有的複雜意義，也延伸出《1624》在製作背景裡必須承擔的複雜訴求，包含史觀建立、族群重思、國族定位等，表現在內層、甚至已滲透到外層的是：四百年後、身處2024年的我們嘗試以此為出發點重新面對自身的過程。《1624》在某種「有臺灣意義」的燈會大戲框架下，又以「臺灣與世界相遇的起點」為題，同時得肩負「臺灣與世界相遇的責任」，甚至是延續《見城》以來的榮光，步步從一面城牆（《見城》）、一座城市（《船愛》）到整個臺灣，最後只變成一部「不夠爽的爽片」——但，一部戲究竟得被賦予多少責任？

相較於《媽祖》演出帶來的在地饗宴，《1624》雖然故事以臺南為核心，卻可見以城市躍居國家定位的意圖。整體舞台架構以船帆為意象，帶出各國海上競逐的主題，醒目且特殊的舞台別開生面，然而舞台裝置過大也稀釋了演出的效果，即使坐在觀眾席前中段，仍無法看清台上演員的走位與身段，多數時候仍須透過螢幕來輔佐理解劇情，這或許也是此類大型戶外展演的問題所在，平視式的視角、太過遙遠的舞台，並不利於多數觀眾的觀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