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正熙（2024年度駐站評論人）

從1624啟航的臺灣

眾所期待的歌仔戲音樂劇《1624》，集結本地傳統戲曲（歌仔戲、京劇、豫劇）黃金陣容，以電玩遊戲的形式框架，融合史實人事和延伸想像，回望四百年前的臺灣，敷演原住民（西拉雅族各社、女海商），在明朝官府、荷蘭東印度公司、日本朱印船商、漢人海商／盜等的貿易戰爭中，爭取生存空間，奮力決定自我命運。投射在船帆意象銀幕上的影像，將架設於高鐵臺南站旁空地的寬闊舞台，轉化成為各方勢力競逐的原野、城廓、海疆，Gameboy角色的串場，將依序走上歷史舞台的明朝武將，原住民女祭司、長老、女海商，日本朱印船長，荷籍臺灣長官與原住民少女，和鄭芝龍父子，連結成合縱連橫，現實利益與私人情感糾結不清的關係網絡，反映出臺灣這個島嶼，曲折的歷史發展軌跡，紛雜難解的自我定位。

從一開始揚帆啟航的提問：「海洋是隔絕，還是連結世界？」到最後眾人合唱：「翻轉受傷的皺褶，新的咱已經成形，內面有代代生湠（生養）的族群，飽滇（飽滿）的活氣（生命力），永恆的擺動，阮是臺灣，阮是臺灣，閃閃天星的夜空」，高呼「1624到今日，依然向前行」的結論，清楚點出《1624》的演出目的，其實不在梳理1624前後，那一段充滿傳說與迷思，波瀾壯闊的歷史階段，或者將那時代中的許多精彩人物事跡，編排成一則動人心魄、發人省思的史詩，卻是要以特定角度的菱鏡，將「1624的臺灣」映照成一幅特定的圖像，呼應當道的政治思維，也就是面對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突破兩岸拉鋸的困局，尋求國際社會認同的期望：「海洋不是隔絕，是連結世界。」（近來在金廈海域的紛爭，不期然地成為這場演出的現實註腳。）

因此，我們當然可以從表演藝術或戲曲美學的角度切入，討論《1624》的文本結構、舞台調度、視覺意象、音樂創新，乃至於對眾家名角的臨場表現，品頭論足，各抒已見，但，作為一個坐在電腦銀幕前「看熱鬧」的外行觀眾，我卻要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討論這部作品的「政治意義」——在當代臺灣社會現實中的政治意義，對傳統戲曲（特別是歌仔戲）未來發展的政治意義。

1624（文化部提供）

表演景觀／奇觀中的國家發展想像

首先，《1624》不單純是一個歌仔戲音樂劇演出，更是一個主要由舞台明星和眩目意象構成的表演景觀／奇觀。

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在1960年代提出的說法：當代社會是由「景觀／奇觀（表象）」所決定的「景觀／奇觀社會」，而他對「景觀／奇觀」的論述：「景觀不是影像的堆積，而是以影像為中介的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也非常準確地描繪了我們這個META、IG、TikTok、Ｘ、Threads的時代風貌，和人際之間的社會關係。那麼，《1624》這樣的表演景觀／奇觀，如何發揮其中介社會人際關係的功能，又中介了什麼樣的社會關係？

就其創作主題而論，《1624》貼近官方政治意識對臺灣國家發展的想像：以厚實的經濟實力競逐全球市場的海洋國家（「在開闊世界，留下我的行蹤，離開故鄉，去尋找黃金夢鄉」）；就其演出形式而論，《1624》毫無保留地隨應社會風潮：堅定的本土姿態（以歌仔曲調唱出「阮是臺灣」的心聲），充滿商機的粉絲現象（種類繁多的周邊商品），網路世代的閱聽習性（我們都是Gameboy）；就其創作意識而論，《1624》滿足了所有「政治正確」的標準：「原住民」（「臺灣土地是我們西拉雅的」），「女性」（女祭司尪姨、女海商印姐瓦定），和「轉型正義」（「翻轉受傷的皺褶，新的咱已經成形」）。綜合言之，演出團隊身後的官方文化機構，藉由這個充滿宣示性的唱詞，華麗的視覺意象，舞台明星和粉絲熱切互動的表演景觀／奇觀，整編臺灣主體的文化論述（「只要住在這片土地上，我們就是一家人」、「你我初見各言語，今日能通留文書」），化解社會內在矛盾（「每一道皺褶有歷史的傷，每一吋新生有熱情溫純，新的時代展開完整的自我，對所有受辱的生命，要有理解和包容」），進而確認所謂「本土政權」（「阮是臺灣，阮是臺灣」）的正當性。

1624，原本是各方勢力彼此較量，是非曲折複雜難解的歷史難題，因此被簡化成為淺白易懂的政治寓言。

從傳統戲曲生態的角度切入，《1624》代表的政治意義，是歌仔戲的「正典化」，及對其衍伸出各種問題的思考。

各個主要歌仔戲團的全力支援，讓原本各擁一方的名角同台競藝，創造了夢幻般的舞台景觀，透過網路直播／重播，打破劇場空間限制，跨域召喚難以計數的粉絲加入同歡，再次確認歌仔戲所擁有厚實的觀眾基礎，因此取得官方文化機關的認證，承擔起傳述官方版本史詩的重任，理所當然，藉助其本土原生的正統性，發揮消弭利害爭議、凝聚認同共識的政治功能，也順理成章。歌仔戲的「正典化」，於焉完成。

1624（文化部提供）

歌仔戲的「正典化」，於焉完成

歌仔戲的「正典化」，對從業人員與愛好者而言，是值得欣喜雀躍的肯定，未來更多資源的挹注，也是可以期待的發展。只是，自日據時代以來，歌仔戲就曾經歷幾次生存試煉，即使面對當權者的打壓，總是能在夾縫之中求得生存空間，憑藉的就是根植民間的生猛活力，如果因為呼應當道的政治意識，透過官方支持而取得「正典」位階，難免讓人心生「收編」疑慮，或者，對資源分配作法提出異議，甚至因此對歌仔戲界發出不盡公平的批評？

臺灣社會自詡開放多元，本土的主體性，也無可妥協，但，過分凸顯單一敘事／形式與本土性的關聯，應非多數「臺灣人」所樂見的發展，也未必有助於表演藝術整體生態的健全發展。

透過網路直播，和未來的重播規劃，《1624》的後續效應，仍有待觀察，但，製作規格如此龐大的演出，勢難再有舞台重製或授權演出機會，以闖關遊戲概念設計的戲劇文本，是否有發展為創意教學資源，或甚至發行電玩遊戲的可能，也有待商榷。另一方面，號稱「歌仔戲音樂劇」的《1624》，對於歌仔戲界，乃至於本地傳統戲曲全體，揭示了什麼樣的創作方向，提出了什麼樣的美學論述，想像了什麼樣的發展前景，更值得，也迫切需要相關人士進一步思考探究。 

文化部長親自擔任《1624》藝術總監，其政治性不言可喻，如此毫不避諱的姿態，也不免讓人心生疑竇——那曾經籠罩臺灣文藝人士頭頂的政治幽靈，順著本土化的風向，會不會將要以新的姿態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