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紀錄劇場Ⅱ:劇場實作《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
12月
30
2016
紀錄劇場工作坊(臺北藝術節 提供)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小
中
大
字體
1632次瀏覽

主講人:Christine Umpfenbach(克莉絲汀娜.溫芬巴賀)

時間:2016/09/01~2016/09/08

呈現:2016/09/08 19:30

地點: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文 陳代樾(專案評論人)

「本工作坊希望參與者提出一個關於被『遺忘』了的故事的劇場計畫,構想可從政治、社會議題,或歷史事件、場景出發。譬如參與者可以從訪問對某個被遺忘了的故事非常了解的當事人、其子女或第三代著手;也歡迎以其他方式切入。」[1]

「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徵選十組學員,來自台灣、香港、中國;包含劇場導演、劇作家、紀錄片影展策展人、編舞家、社區劇場工作者;從遺忘的故事出發,觸及的議題涵括家庭、勞工、環保、城市變遷、社會運動、與自我認同;一個星期密集的上課、小組討論與劇場實作,最終在台北中山堂光復廳每組約五到十五分鐘不等的呈現[2]。對我來說最有趣的,則是創作者如何將紀錄劇場的想法或關懷納入自己創作的選擇之中,將抽象的概念體現於創作實踐。

挑選即是詮釋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活動統籌與選片人吳凡,帶著自己父親的故事到工作坊,Christine必定要問的是:這個故事如何是遺忘的故事?又該如何透過用紀錄劇場作為呈現?

同樣關於親子關係的主題,Christine在課堂中分享She She Pop《Testment(遺囑)》[3]的影像片段,三個演員與他們的父母同台演出,處理在德國社會中談論起來非常尷尬的老人照護、遺產歸屬和死亡議題。《Testment》以莎士比亞《李爾王》退位分遺產給三個女兒的故事作為基底,卻穿插演員自身故事中非常實務面的討論,譬如當父母親真要搬去與子女同住,光是長年累積的書櫃就足以將兒女狹小的住所淹沒,更遑論世代差異與價值觀的辯論,然而生活中時常就是這些瑣事造就衝突,讓親情關係既糾葛又揪心。

華人世界對親子關係的隱晦或忌諱比起德國也不遑多讓,談論起來總要捧著心,踮起腳步。《閱讀父親》起因吳凡撞見年事已高的父親將他自己舊時的照片建檔然後剪碎,大概是擔心子女不知如何處理這些書信照片,而自行開始善後的工作,看在女兒心裡想必五味雜陳。她的父親年少就以印尼華僑的身份到台灣讀高中,大學畢業後工作則遍佈東南亞各地,一生孤單飄泊的年歲是這麼的多。越戰期間剛好在越南,竟不畏懼連夜炮火跑出宿舍看照明彈落點,將生死度外,那坦然看在女兒心裡卻是如何忐忑。

大概是緣分,在工作坊中我第一個談話的就是吳凡,之後就一路坐在她的身邊,她因為要處理父親的主題可能需要一個男演員,我想了幾天就答應了。一方面是被她的故事吸引,一方面也是好奇創作的演進,然而到最後,我卻覺得那就是一種單純的陪伴,對我來說是何其有幸。

吳凡手邊關於父親的資料除了老照片、和親筆寫給她的書信,還有父親在六十歲時回顧一生所寫的《六十自述》,都是很有情感厚度的文字。在《閱讀父親》的呈現中,我感覺吳凡想要盡量保持文字原有的樣貌,除了開場和結尾之外,較少交代文字所屬的脈絡、情境或與她自身的關係。我想起吳凡在課堂中分享「選擇本身就已經賦予詮釋」這樣非常Kroesinger(克羅辛格)的觀點,她對文本的挑選的確顯露深思熟慮的痕跡,卻並非如Kroesinger那樣中性冷靜,暗藏深刻的個人情感。

吳凡選的每個故事片段時常都具有父親與自己的雙重指涉,譬如開場的「我三十九歲」,約是她出生時父親的年紀,也是此時此刻的她回顧父親的年紀(她的父親也七十八歲了);文中提到父親對藝術的看法,是她在讀電影系時父親勉勵的文字,也可以看作父親作爲文字創作者對藝術的看法;父親關心她在大學宿舍睡得是否安穩,分享自己在員工宿舍被吵得睡不著,將室友棉被掀掉開冷氣到最強的調皮行徑,卻是因為父親自己因離鄉背井也住在宿舍。這些文字不僅映照著父親,更蘊含吳凡在特定時空閱讀的感受,超連結般將自身與父親的生命緊密連結,卻不知道觀眾是否能在聆聽內容的同時就理解這多重映射的過程?

創作過程中,吳凡曾經試著錄下父親朗讀《六十自述》的聲音作為呈現素材,我覺得有趣的除了內容,更是她父親那越念越急越不耐煩的語調,不知是覺得自己念得不好,還是不願意讓自己的聲音被錄下來?為什麼不願意為被記錄或被記憶呢?也許排拒錄音與剪碎照片的行爲背後,都呼應著她父親漂泊虛己的人生態度,卻也襯托出身為女兒要記錄這件事的迫切與用心,甚至是將自身情感埋藏在文件之下的那種虛己謙讓。

戲劇性如何可能?

雖說紀實並非完全與虛構對立,兩者間卻的確存在一種張力,許多以「真實故事」為號召的改編故事卻不在紀錄劇場的討論範圍,這又是為什麼呢?

Christine與阮劇團其中一次小組討論中就提到,莎士比亞的歷史劇時常都有真實事件作為創作基礎,卻不屬於紀錄劇場的討論範圍。差別並非在於莎劇扭曲了歷史實情或添加虛構片段,而是在於莎翁企圖製造完整連貫、從一而終的戲劇世界,透過戲劇手法讓觀眾投入並相信他所建構的世界。相較之下,紀錄劇場揭露建構的過程,打破戲劇結構的連貫性,呈現片段甚至對立的信念,透過疏離效果拉開與觀眾的距離。從這個例子來看,也許紀錄劇場的真實性並非取決於內容的原真性,而在於戲劇形式的選擇,關乎觀眾自身信念的自主性。然而,如果劇作家不是要充分利用每個戲劇元素、思考戲劇世界的合理性與完整性、讓觀眾更容易理解並感同身受,又能做些什麼呢?

阮劇團的團長汪兆謙與劇作家許正平聯手參加工作坊,他們在2015年台北藝術節曾經以《家的妄想》切入紀錄劇場,在「田調與劇場 ── 作為方法與實踐的初步觀察」[4]論壇中引發眾多討論。《禁止使用》從兆謙的童年故事出發,身為外省人後代在小學的布袋戲社團學習台語,長大後卻遺忘這段經歷,肇因於他功課退步而被勒令退出社團,加入籃球隊後便步入人生「正軌」。布袋戲社團郭老師的女兒恰好也是他的同學,國中之後成為檳榔西施,讓兆謙感覺一種決然的分野,好似兩人的生命從此不同。

創作過程將個人故事逐漸轉變為戲劇形式,阮劇團每次提案顯然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令Christine讚嘆連連。三個主要戲劇元素:籃球場的禁區、布袋戲、《愛的教育》兒童讀物,每個戲劇元素都源於兆謙的個人故事,卻又具有清楚的象徵意義,甚至還蘊含戲劇性與表現性,各個元素相互連結對話形成完整的整體,不僅切題甚至可說是無懈可擊。

故事從籃球的禁區開始講起,籃球是兆謙不學布袋戲後參加的社團,他站在舞台上繪製的籃球禁區展現打籃球的帥氣,背後投影出籃球禁區的演進,那從細到粗的禁區圖像似乎也暗示著從男孩成長為男人的生理演變。透過禁區規則連結到布袋戲在他的生命中被禁止的這段經驗,拿著布袋戲偶兆謙回憶他的童年故事,說著難忘的片段譬如第一次野台演出,卻將苦練的拋偶招數盡數忘光。而當正平朗誦《愛的教育》故事片段,氣氛轉為詩意,當故事主人翁責備自己功課退步,兆謙操的布袋戲偶像是年幼的自己或故事中的主人翁,展現出透過孩童日記的偽裝形式,將讀書至上的價值淺移默化的具體證據。

當Christine問起《愛的教育》是否是台灣普遍的兒童讀物,其實在場(包含我)四位只有兆謙讀過,雖然不足以影響《愛的教育》作為台灣填鴨教育的證據,我在想一個紀錄劇場的劇作家在選擇戲劇元素時,是否時常面臨類似的抉擇,就如同Kroesinger站在事實那一邊而Milo Rau偏向戲劇性:應該關切《愛的教育》對兆謙個人實質的影響與其在台灣的普及率,甚至藉由文本分析台灣與義大利填鴨教育的文化差異;還是發揮其具有的戲劇性與象徵潛力,讓觀眾感覺到無形的意識壓迫?另一個我在想的問題則是關於戲劇的片段與完整:如果當故事開始形成一個無懈可擊的整體時,是否需要提供不同的觀點,讓觀眾維持觀看的距離?

創作過程中發生一段有趣的插曲,兆謙透過臉書搜尋到布袋戲社郭老師的女兒,從工作坊第一天送出臉書訊息卻已讀不回,一天天慢慢建立起聯繫,不僅更新了布袋戲團與彼此的近況,還得到郭同學傳來的社團舊照,站在第一排的兆謙雙手交叉在胸前,已顯露出俏皮帥氣的模樣。《禁止使用》最後一段將這創作過程放進演出,舞台後方投影幕播著從臉書頁面截取的對話,前景扮演郭同學的正平與兆謙將臉書繁瑣的對話內容精簡,用中性的態度順暢的將訊息傳達給觀眾,建立起現場感。

將語言精簡化的邏輯讓我聯想到Christine與非演員的移民共同創作的《Rotten 07(老鼠)》,因為移民的語言使用常出現文法錯誤或次文化用語,Christine所屬的德國劇院通常在製作中都配有劇作家與戲劇顧問,便請劇作家保留語意卻修改為更容易讓觀眾理解的形式。這樣的修改當然將語意所能表達的社會情境抹去了,卻是因為德文對於移民來說是外來語,是為了生存必須而不得不的學習,不可能如母語般自然流暢的表達自己。不通順的語言卻可能成為藩籬,製造刻板印象甚至偏見與歧視。為了讓移民的聲音更公平的被聽到,劇作家幫他們將想要說的更清晰的傳達出來。

也許可以這樣想,劇作家作為對語言表達敏銳的人,只是將繁瑣的訊息去蕪存菁,日常生活中蘊含的戲劇性,也就自然的顯露出來了。

延伸閱讀

關於紀錄劇場I:虛實辯證「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

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21641

註解:

[1] 擷取自台北藝術節「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活動資訊:

http://www.taipeifestival.org/eventContent.aspx?EID=6

[2] 王健任,「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呈現實錄(上)(下) http://www.taipeifestival.org/blogContent.aspx?ID=858

http://www.taipeifestival.org/blogContent.aspx?ID=859

[3] She she pop,”Testment”. http://www.sheshepop.de/en/productions/archive/testament.html

[4]「田調與劇場 ── 作為方法與實踐的初步觀察」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18252

《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

演出|
時間|
地點|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推薦評論
如果想要改變社會,為什麼不直接加入社福團隊或環保團體,留在劇場又能做什麼呢?紀錄劇場相對於其他劇場形式,給予更多與社會議題連結的,那改變卻如何可能?面對這個問題,Christine時常微笑的臉龐卻難得顯露悲觀。(陳代樾)
1月
04
2017
如果你所扮演的不是一個虛構的角色,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這個人正在台下聽著你說他的故事,你大概不會想要為這個角色賦予太多的詮釋,因為無論你如何仔細的揣摩都只是再現你對他的印象,強化與實際的落差,甚至難以擺脫模擬伴生的諧擬與嘲諷意味。(陳代樾)
1月
02
2017
觀眾一方面就如同盧安達事件中的人們受電台煽動蠱惑難辨真偽,另一方面也看到蠱惑是如何透過劇場建構出來。Milo Rau不是再現事實本身,卻是還原意識操作的機制,讓觀眾感覺到仇恨歧視與活力熱情的矛盾綜合,感受到自主意識的脆弱。(陳代樾)
10月
12
2016
在東亞的表演藝術生態中,製作人或策展人社群網絡有一個實質上的重要性,那就是:在各國經濟結構、文化政策、補助系統到機構場館往往體質與架構迥異的情況下,跨國計畫常無法──例如,像西歐那樣──純粹透過組織面來推動。無論是評估計畫可行性,還是要克服合作過程的潛在風險與障礙,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信任都是極為重要的基礎。因此,「在亞洲內部理解亞洲」也包括認識彼此的能與不能。
11月
20
2024
本文將主要聚焦於策展人鄧富權任期前三年,在由公立劇院、機構主導的城市藝術節之「策展」可能形塑什麼?又究竟「策了什麼」?而「策展」又如何「製作」節目作為討論主軸,並嘗試推想我們可能期待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藝術節。由於我在上述期間曾多次以不同身份參與藝術節,請將本文視為介於藝術節觀眾、參與藝術家(團隊)、觀察者等多重身份交叉田野的書寫。
11月
15
2024
《熊下山》及《Hmici Kari》為阿改及山東野合作的部落走讀結合餐桌劇場的系列展演活動。阿改協助調度部落文史及人際關係的資源,如商借場地、遊客接駁 ……,我們則專注於劇本撰寫、排演、劇場技術與設計。在基礎條件的限制下,即使盼望搭配華麗的燈光或絢爛的配樂,現實中卻得層層考量,比如是否要借電還是自備發電機,、某段音量過於龐大,會不會干擾到鄰居或讓小狗咆嘯等。看似簡單的行政工作,需要耗損相當的溝通工程,人際關係的稠密程度比蜂蜜還黏,比樟樹燒出的煙霧還猛烈,團隊成員總得細細梳理,說話再說話、確認再確認。
8月
23
2024
筆者有幸參與的2023年浪漫台三線藝術季的藝術策展「淺山行路人」,範圍橫跨五縣市,光移動就是場挑戰,「走入地方」是所有參與藝術家與策展團隊開始的起手式,這其中也不斷叩問「地方」如何被界定與其所連帶衍生的認同、族群、邊界等諸多問題。在籌備過程中拜訪各地「地方引路人」成為一個關鍵,透過多次實際走訪、聆聽、討論與溝通,許多作品在這個與地方來回互動的過程中而發展至最終樣態,甚至因應場域而重新發展。
8月
21
2024
對於徵件或委託創作來說,通常會有明確的目的與任務,而該任務也很可能與政府政策相關,例如利用非典型空間(通常帶著要活絡某些場域的任務)、AI、永續發展、社區參與等。一個不變的條件是,作品必須與當地相關,可能是全新作品或對現有作品進行一定程度的改編。可以了解這些規章的想法,因為就主辦方而言,肯定是希望作品與當地觀眾對話、塑造地方特色、吸引人流,並且讓首演發生在當地的獨家性。這似乎造就了「作品快速拼貼術」與「作品快速置換術」的技巧。
8月
14
2024
戲劇節與地方的關係略為稀薄,每年僅止於展期,前後沒有額外的經費舉辦其他地方活動或田調。又,由於地方民眾的參與度不高(光是居民不見得需要藝術就足以形成困境;加上更有效傳播資訊的網絡媒介不見得適合多為非網路住民的魚池),這導致策展上對於觀眾組成的認知模糊:既希望服務地方,又期待能吸引城市觀眾,促使以筆者為首的策展團隊萌生轉型的念頭。
8月
14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