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推向兩種可能解釋：一是「因果論的不適用」與「輪迴道的不成立」，它無法持續回推與延展。二是「因果論的適用」與「輪迴道的成立」，因為人終究無法擁有貫穿幾世的全觀視角。然而神佛只說了因為他們需要一個「解釋」，解釋如詮釋，對當事人來說，說得通就成立，既能拋棄善惡，也能關乎善惡。這讓《十殿》來到一個難解之地，生命如果本無常，本來就無意義可循呢？「解釋」終究也只是一種慰藉。（羅倩）

總的來說，《祖母悖論》是觀眾與團隊集體共作的劇場展演，除了演出內容由參與觀眾所提供，給觀眾參與以及介入的比重也幾乎佔了該作品的一半，觀眾參與作品的程度已上升到可以與創作團隊相抗衡的位置。（羅倩）

在《超自然神樂乩》這裡，已不再強調紀錄一場直接與真實的翁鋼儀式，連續性的影片時間結構已被打散，更像藝術家的田野旅行筆記。遠方的儀式真實成為一種虛構，即刻的線上直播參與才是當下的真實，影像是否成了對於在場的取代，或是一種共在？（羅倩）

整體來說，《Better Life？》強調分享大於批判，較沒有著重如何使作為表現手法的「劇場」成為批判或深化此一創作命題「族群」的反身性視角——例如以辯證法或是深掘新住民背後的暗黑議題。（羅倩）

總的來說，不論是A（演出）或是B（導覽）部分，觀眾至始至終聽到的是地方居民的真實聲音，卻少了外部性的、中立的，甚至是對立性的觀點在演出結構裡頭，作為地方觀點的抗衡甚至是將地方被看見的議題再次深化，創作立場很明顯的是要讓地方被看到多於用劇場形式來創造議題，比較是單面向地呈現部落觀點，創作團隊的觀點在作品中也是缺席的。（羅倩）

用白日夢般的情境塑造來詮釋《從一數到五》並無不可，但若回頭看該作品呈現出來的幾個關鍵字：呼吸─活著、游泳─父親、家屋─物件，舞者自述幾個片段零碎的家庭經驗，呼應存在於世的大命題，似乎限縮了《從一數到五》的創作格局，變成走向個人生命經驗的抒發、白日夢下破碎的喃喃囈語。（羅倩）

除了弱勢女性與強勢男性框架下二元對立的角色設定，舞台上的空間呈現也是非常意象式的，如同將一個方體左右水平攤開的空間結構，去掉任何的隱私空間，以全景敞視下的監獄視角，更加深性別權力的不對等結構與觀看──只能被觀看的盲啞女性與具有監視觀看設定的「象徵男性」機器人。（羅倩）

《情─掌中家族》其實是一齣自我表白的故事，不只是直面「布袋戲」本身，談布袋戲的當代傳承（與從上一代延續至今的現實困境），同時也是布袋戲在當代可能延續下去的嶄新面貌，在說故事的同時保留原本義興閣掌中劇團過往經典獨家金光戲碼，也結合王凱生自己在高中開始學音樂組樂團的基礎，在劇中偶與現實台上人偶之間虛實相互交錯，表現的是當代年輕世代對於自身傳統文化的相信態度，也是對於家族布袋戲文化的自我認同。（羅倩）

臺東的存在一直是作為臺灣島嶼的邊陲地方，也是表演藝術展演的邊陲地方，於是舞團為了發出自己的聲音，就必須逆轉地方與臺北／世界的關係，因為疫情而生的《布拉瑞揚舞團之夜》，或許就產生了這個扭轉的契機，一時之間，臺東成為亮點。（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