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由丞舞製作團隊所籌辦的迷你舞展《Bla-Bla-Bla》，集合了盧森堡籍女編舞家Jill Crovisier的舞作〈No Man’s Land〉以及臺灣蔡博丞所創作的作品〈怒〉（Rage），二支舞作均由丞舞製作團隊的台灣舞者擔綱演出。

“No man’s land”是好幾個真實歷史典故的總和，最早在當代歷史出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陸戰場上對峙的雙方陣營間形成的無人進入的真空地帶，後來在冷戰期間與中東戰爭期間，也都曾出現這種戰火威懾下所形成的恐怖無人之境。人類的本能是不斷膨脹生存空間且不斷向外探索以求此空間之最大化，這種因人為意識以及殺人武器的火力技術形成的人跡真空的出現，著實是當代歷史中出現對人性最恐怖的諷刺場景。

Jill Crovisier的〈No Man’s Land〉一開始，在一方白地正中，女性舞者攤開一張紅色伊斯蘭紋徵的織毯有如張開一面旗幟，旋即又將織毯圍著舞者的身體捲起，有如純白境地中的一蕊紅色玫瑰；白地的四方邊際之外，有著三、五行止又似機械又像遊魂的士兵在不斷飄步繞行，彷彿在告訴我們，這個方形的空間內就是惡名昭彰的無人絕境，“no man’s land”。

未幾，這方伊斯蘭織毯翩然移至土地上的一處，被舞者平鋪於地上，故事於焉展開。編舞者既然畫出了一方無人之境，那麼在這無人絕地裡出現的舞者，究竟為何物？頭罩鳥籠的男舞者，以及接下來在舞作的大部分篇幅中出現在絕境範圍內的群舞者，有著鳥類踱步以及群體行動的姿態，不禁讓人對舞作要指涉的意象有了多重想像：無人絕地內出現的形體，可以被視為是人（尤其是指那些被戰火驅逐離開原居地的人們）的意念對這塊土地的牽絆、嚮往與回歸；舞者們如鳥禽般的舉止，也讓人聯想到如鼠類般能生活在惡劣髒亂環境裡的鴿群，在這個惡地絕境裡能無懼於周遭無時不在的槍響，仍能自在地穿越這個空間，在此間生存、繁衍，展開新的社群生活。最後一個讓人聯想的意象，則是近十年來因敘利亞爆發戰亂湧向歐洲的伊斯蘭難民，一樣因為歐陸各國的冷漠與敵意，被拒斥與隔離在難民營內，因為人性與人道精神的缺席，無異是一個現代版的無人之境。最後這個版本可能比較接近盧森堡籍的Jill Crovisier想要透過這支舞作在廿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所建構書寫的文本的全貌，因為它在意義上也能容納堆疊前述其他兩個詮釋版本的意涵，亦或者Crovisier本來的意圖就是想藉百年前的歐戰歷史典故，譬喻歷史的重複與荒謬，百年來實無二致；人類自豪的文明與智慧有時而窮，竟然在歐洲這塊號稱人權至上的土地不只一次地出現這樣泯絕人性的人類真空。而最終會在這裡出現的只有人的意念與遐想（或者幽靈），或者是被歐洲人稱為長翅膀老鼠的鴿群，以及從舞作開端就出現的那幀伊斯蘭織毯所指涉的穆斯林難民潮；而圍繞著絕地邊境不斷繞行的那些扭捏作態的士兵一派高傲又事不關己的樣子，細緻而精準地傳達了Crovisier所刻意描繪的歐洲各國百年來不變的精神醜態，亦如同在舞作的終了，讓一台吸塵器吸去所有歷史灰飛煙滅的痕跡，亦是歐洲知識傳統裡慣用的用諷刺畫（caricatural）代替直言批判的手法。

而相較於〈No Man’s Land〉裡Jill Crovisier的典型歐洲知識傳統的書寫方式，蔡博丞在〈怒〉（Rage）裡的表現手法則是他擅長的直觀與感性手法，讓舞蹈本身站在第一線，去喚起觀者在感官層次對舞作內容的共鳴，進而在這樣的感官經驗中體驗編舞者要傳達的訊息。

〈怒〉（Rage）一作在知識體系層面要負載的訊息不多，演出前從舞題或者演出手冊裡所能閱讀到的資訊並無法預知這支舞作的舞意為何，但舞作一開始，觀者隨即對作品中排山倒海而來對於頓挫、不順暢、憤懟種種情緒狀態的描繪，令人聯想到這個小舞展的標題《Bla-Bla-Bla》（喋喋不休貌），或許是個預設的反題，實則本舞作要講的是人的世界裡的「溝通之不能」。相較於〈No Man’s Land〉用一方舞台上的白地把象徵的敘事空間拉到高達歷史視角的開闊向度，〈怒〉（Rage）則是用幾近全黑的舞台與僅在局部投射的照明，顯現台上舞者在極近的相互距離之間以溝通無效、諒解不能的口說語言互相衝擊，互相拉扯，互相傷害。

舞作中以舞蹈肢體描寫口說語的篇幅裡，編舞蔡博丞令人驚奇地以繁複成脈絡的肢體內容演繹原本應為視覺不可見的口說語言；舞作中舞者並無一人發聲，但我們卻彷彿看到尖如利刃，重如刀斧的語言，紮紮實實地剁在受害者的身上，心上，終至讓人心肺摧折，委靡困頓，失去生意。這個以語言相殘的篇章裡，蔡博丞以仍然優美精準的舞蹈再現了闇黑的人性，令人生怖的情境壓力令觀者如浸肌膚，如浹骨髓。

兩支由年齡相仿的不同國籍編舞者所創作的舞作，在這樣的迷你舞展裡似乎並無明確勾勒一個鮮明的策展意識，但兩支作品恰巧呈現出代表歐陸與台灣兩地青年世代從操作的知識體系、歷史意識到作品文本中的書寫姿態之間的顯著不同。Jill Crovisier的〈No Man’s Land〉看似白描冷靜，一幀一幀放入景片的全觀式的敘事結構，扣問的是人類當代的歷史意識與人道良知，與當代歐洲知識界的關懷傳統若合符節。而蔡博丞的〈怒〉（Rage）則訴諸直觀，以舞者身體承載轉化呈現澎湃的身心經驗的書寫方式，強烈而氣味鮮明，但分析作者的書寫心理也可能源於台灣年輕世代普遍對重大事件或社會現象缺乏以知識體系作為理解基礎的習慣。蔡博丞在演後的私人分享中有提到該舞作取材自兩、三年前台北街頭駭人聽聞的犯罪事件，以及該事件後續帶給台灣社會的撕裂、抑鬱及恐慌等集體情緒壓力，有趣的是蔡博丞在這支舞作中呈現的情感質地就與台灣社會習慣仰賴作為觀看以及思考工具的大眾傳媒的質地頗為近似。

但值得一提的是，兩支作品都堪稱佳作，是因為兩位編舞者都讓舞蹈挺身而出，一為歷史事件，一為社會創傷，編寫成了令人不斷尋思及深刻記憶的當代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