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觀念上，導演屏棄了將作品「開放」給大眾的想法，而是更徹底地，將現實條件、人物皆考量在劇場創作範疇。透過此舉，無論是《剛果裁決》中的討論，或《重》中當地民眾對事件的爬梳、對當事人的試圖同理，都由於戲劇藝術的現場與直面性而被編織出來。（張敦智）
顯然我們很難指認出均凡作為紀錄片工作者拍了什麼，如同當均凡拿著攝影機鏡頭對著觀眾時，其實不是對觀眾放映，那是「我」在拍攝，像是一種形式的擺拍。然而觀眾並不呈現在舞台上頭，最終，攝影機該意味著什麼呢？（羅倩）
此種對立視角的化解方式，此劇則是從一個人的認同困境進行處理，但也因為這些困境會在拼湊記憶的過程中落於片面，導致無法得知真相。（蘇恆毅）
追根究底，面對更多大型場館已落地生根的現況，若要避免台灣自身劇場創作生態的傾斜甚至崩潰，需要的是對創作者更直接的信任。除了給予在大型場地創作的機會，更應該有擔綱藝術總監、或駐館戲劇顧問的可能。（張敦智）
我認為《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欲發散出的同理心是雙向的，並非單指要讓人明白同志的艱難，同時也是劇作家試圖探問反同人士的複雜，並且將這重重的矛盾情感交予馬密來表現。（郝妮爾）
《馬密》以愛滋創傷為起點，以個人記憶折射歷史敘事，從「我」到「我們」之間試圖拉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政治命運寓言。然而其質疑真實建構的美學本質，必然讓這樣的共同體療癒目的枉然。（許仁豪）
「甘馬之家」三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完整並且充滿衝突、戲劇性，但劇作家卻選擇以阿凱的侄女均凡為切入點，將故事打碎後重構，形成了本劇富有特色的「紀錄片」結構。（劉紹基）
如果兩廳院作為「國家」藝術廟堂（正如同其建築形式所示）的具象空間，《馬密》登堂入室不啻是白先勇《孽子》裡諸妖孽進入廟堂的光榮時刻，然而這看似勝利的凱旋時分，為何在舞台上依舊是一片哀戚，而且鬼影幢幢？（許仁豪）
《麗晶卡拉OK的最後一夜》讓大多數觀眾能夠藉此接觸並理解、同理卡拉OK工作者，並看見小人物在社會中的掙扎、困境與情感。（林立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