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觀念上,導演屏棄了將作品「開放」給大眾的想法,而是更徹底地,將現實條件、人物皆考量在劇場創作範疇。透過此舉,無論是《剛果裁決》中的討論,或《重》中當地民眾對事件的爬梳、對當事人的試圖同理,都由於戲劇藝術的現場與直面性而被編織出來。(張敦智)
從觀念上,導演屏棄了將作品「開放」給大眾的想法,而是更徹底地,將現實條件、人物皆考量在劇場創作範疇。透過此舉,無論是《剛果裁決》中的討論,或《重》中當地民眾對事件的爬梳、對當事人的試圖同理,都由於戲劇藝術的現場與直面性而被編織出來。(張敦智)
顯然我們很難指認出均凡作為紀錄片工作者拍了什麼,如同當均凡拿著攝影機鏡頭對著觀眾時,其實不是對觀眾放映,那是「我」在拍攝,像是一種形式的擺拍。然而觀眾並不呈現在舞台上頭,最終,攝影機該意味著什麼呢?(羅倩)
此種對立視角的化解方式,此劇則是從一個人的認同困境進行處理,但也因為這些困境會在拼湊記憶的過程中落於片面,導致無法得知真相。(蘇恆毅)
追根究底,面對更多大型場館已落地生根的現況,若要避免台灣自身劇場創作生態的傾斜甚至崩潰,需要的是對創作者更直接的信任。除了給予在大型場地創作的機會,更應該有擔綱藝術總監、或駐館戲劇顧問的可能。(張敦智)
我認為《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欲發散出的同理心是雙向的,並非單指要讓人明白同志的艱難,同時也是劇作家試圖探問反同人士的複雜,並且將這重重的矛盾情感交予馬密來表現。(郝妮爾)
《馬密》以愛滋創傷為起點,以個人記憶折射歷史敘事,從「我」到「我們」之間試圖拉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政治命運寓言。然而其質疑真實建構的美學本質,必然讓這樣的共同體療癒目的枉然。(許仁豪)
「甘馬之家」三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完整並且充滿衝突、戲劇性,但劇作家卻選擇以阿凱的侄女均凡為切入點,將故事打碎後重構,形成了本劇富有特色的「紀錄片」結構。(劉紹基)
如果兩廳院作為「國家」藝術廟堂(正如同其建築形式所示)的具象空間,《馬密》登堂入室不啻是白先勇《孽子》裡諸妖孽進入廟堂的光榮時刻,然而這看似勝利的凱旋時分,為何在舞台上依舊是一片哀戚,而且鬼影幢幢?(許仁豪)
《麗晶卡拉OK的最後一夜》讓大多數觀眾能夠藉此接觸並理解、同理卡拉OK工作者,並看見小人物在社會中的掙扎、困境與情感。(林立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