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觀念上，導演屏棄了將作品「開放」給大眾的想法，而是更徹底地，將現實條件、人物皆考量在劇場創作範疇。透過此舉，無論是《剛果裁決》中的討論，或《重》中當地民眾對事件的爬梳、對當事人的試圖同理，都由於戲劇藝術的現場與直面性而被編織出來。（張敦智）
從議題、空間、親密性與影像配置談《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顯然我們很難指認出均凡作為紀錄片工作者拍了什麼，如同當均凡拿著攝影機鏡頭對著觀眾時，其實不是對觀眾放映，那是「我」在拍攝，像是一種形式的擺拍。然而觀眾並不呈現在舞台上頭，最終，攝影機該意味著什麼呢？（羅倩）
選擇，並從群體中叛逃《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此種對立視角的化解方式，此劇則是從一個人的認同困境進行處理，但也因為這些困境會在拼湊記憶的過程中落於片面，導致無法得知真相。（蘇恆毅）
場館規模、數量與劇場創作生態關係批判──從《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著手
追根究底，面對更多大型場館已落地生根的現況，若要避免台灣自身劇場創作生態的傾斜甚至崩潰，需要的是對創作者更直接的信任。除了給予在大型場地創作的機會，更應該有擔綱藝術總監、或駐館戲劇顧問的可能。（張敦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