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白斐嵐（2025年度駐站評論人）

2064年的世界會是什麼樣？2064年的台灣若要舉辦奧運，又會是怎麼樣？

《2064：奧運預演》提出對未來如此想像，實際舞台上的2064年，卻與此時此刻的2025（甚至是過去40年）無比相像：究竟是中華台北、中國民國還是台灣的稱謂之爭，台灣包不包括澎金馬，台語為何獨厚「台語」等紛擾。在形成共同體的同時又排除了誰？若說這些爭論自解嚴後的八零年代便已不斷發生，所謂「預演」根本是齣長青定目劇，那麼《2064：奧運預演》劇中架空的「未來」是什麼？這之間的四十年又去了哪裡？

以上，是我在看戲時浮現的最大問題。如果時空設定在遙遠的未來，那麼人類社會本質會和現在一樣嗎？國族主義的體育競賽還存在嗎？人類的身體運動會不會受到虛擬科技干擾？我們對性別身分的界定，是更流動還是退趨保守？很顯然，《2064：奧運預演》並無意處理上述現世預言般的想像，因而讓「未來」成為「不可能的現實情境」之代稱，藉由翻轉不可能為可能，將現實世界因「幾乎不可能發生」而缺乏著力點的諸多爭論搬上檯面。

從這角度來看，《2064：奧運預演》和2024年里米尼紀錄劇團《這不是個大使館》採取了相同的敘事策略。^【1】無論是奧運或大使館，都是內在認同與外在門面相互作用的場域，在同時對內與對外的關係中，審視我們為何成為「我們」，而「我們」又究竟是誰。

不過就實務製作而言，《這不是個大使館》為跨國共製，如「大使館」功能定位，以對外投射的觀演關係為主軸，向外人介紹（搞不定的）「我們是誰」之意圖濃厚，對內部觀眾則如評論陳正熙所言：「我們透過他人眼中所看到的自己，如何強化了我們對自己的既有認知」。^【2】相較之下，《2064：奧運預演》明確以內部關係為號召，省卻為陌生觀眾說明基本脈絡的困擾。在台上台下共享的認知基礎上，擁有更多餘裕得以細膩處理現實情境幽微複雜的認同議題。

《這不是個大使館》曾有多篇評論指出的「代言」（representation）問題，^【3】因而成為《2064：奧運預演》得以著力且進一步玩味之處。所謂的「我們」共同體，先由台上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表演者一一敘述自身「認同意識」之萌芽、發展、思辨與抗爭，並將眾人集結移動式台座，營造「同島一命」之集體意象。接著，由Ihot Sinlay Cihek／卓家安邀請觀眾提供圖像素材，供AI集結生成一面「國旗」，擴大「共同體」以涵蓋全體觀眾。

2064：奧運預演（好人好事製作提供╱攝影楊詠裕）

就在化個體為團體的激情燃起之際，Ihot Sinlay Cihek／卓家安瞬間收起炒熱氣氛的主持態度，開啟長段獨白，吐露只占台灣人口比例百分之2.5的原住民，總是在「相忍為國」的共同訴求下被排除在外，戳破對於「集體性」一廂情願的想像，呈現強而有力的反轉。一路鋪陳至此，藉由「認知－情緒－批判」推進觀眾內心反應，反倒像是藉由群體之異質性，反身質疑眼中看見的自己。

然而，《2064：奧運預演》並非要否定「共同體」的存在及其必要性——否則就不會特地為此作一齣戲了。「共同體」是以稱謂與認同作為表裡。恰是同一周末的演出《K與龐蒂的神秘降靈》，藉馬來半島流傳民間的跨族群鬼魂傳說，指涉某種在國家／民族之外的身分認同。在多重政治權力角力下，未有明確形體的「鬼魂」溢出正史之外，無所不在，卻也可能隨時消失於記憶中。反過來說，事物的表裡形體，即便喪失某種開放定義的可能性，卻也得以抵抗「遺忘」本身。

關於這座島嶼（及其周邊島嶼）的稱謂之爭，恰反映著此種「被消失」的焦慮。正是因為我們無法對外使用作為「集合體」的名字，才讓名字與否重要無比。劇中引述莎翁藉茱麗葉之口說出的「玫瑰就算不叫玫瑰，也會一樣芬芳」（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似是否定名稱之重要性，視「實」大於「名」。但也如野田秀樹《Q：歌舞伎之夜》（改編《羅密歐與朱麗葉》）引用同段文字，讓成為西伯利亞戰俘的瑯壬生（羅密歐）說出「別以無名士兵的身份將我下葬⋯⋯請別再叫我『拋棄你的姓名』，請讓我作為有名字的人死在這裡」^【4】（有趣的是《K與龐蒂的神秘降靈》和《Q：歌舞伎之夜》都用了名字縮寫的指代性）——似在暗示唯有擁有名字、沒有遺忘焦慮的人，才有本錢放下對名字的執著。

或許也是同樣的焦慮，讓《2064：奧運預演》倚賴台詞遠大於肢體。作為「好人好事製作」與「可揚與他的快樂夥伴」共製作品，又以運動賽事為題，不免讓人期待身體／舞蹈如何參與此議題。可惜的是，除了開場段落編排具辨識度的政治身體（如抗議美中建交、效忠天皇、街頭抗爭、政治犯入獄等），搭配影像畫面，呈現台灣歷史大事紀；其他時刻，如（賽）場上爭奪話語權、非二元性別氣質的身體姿態（劇中視其為「台灣認同」的重要內涵），雖有效且讓人印象深刻，但終究只是議題點綴。

無論身體或話語，《2064：奧運預演》呈現多是已知事實，而非未曾想像的未來。相較諸多以科技切入人性、跳脫現實框架，甚至帶點科技樂觀主義的科幻型作品，《2064：奧運預演》卻也非特例。王家衛以香港回歸中國「五十年不變」設定時間點的《2046》、香港雨傘革命後集結多位導演的《十年》，皆瀰漫悲觀程度不一的存在焦慮，似也承受現實世界相同的壓力來源。回應最一開始我所提出的問題：2064年的未來，究竟意味著什麼？劇中人或許並非不願想像一個不一樣的未來，而是害怕在我們的未來「當下不復在，歷史被遺忘」。

2064：奧運預演（好人好事製作提供╱攝影楊詠裕）

首先，以「2064」為年份，當然是顯而易見的政治隱喻。在網路戲稱「中國不存在六月四日」的強權威脅下，「2064」自身已然代表某種反抗或「不被遺忘」——至少這個年份還能存在這座島嶼、這個世界上。其次，若以《2064：奧運預演》創作發想的2024年為座標，2064年恰好代表四十年的跨度。回推四十年，解嚴前夕的1984年（後被認為促成解嚴重要事件之一的「江南案」，也是發生在這年），日後被視為「太陽花世代」本土意識崛起的七八年級生，多在其後十年間出生。等同這一世代的成長階段、即將邁入四十年的人生，都在處理同樣的認同、集合體、稱謂等內部與外部議題。跨世代的努力，彷彿偶爾出現點成果，威脅卻又轉個彎更靠近；像是逆水行舟，光是不退就已值得萬幸。若要接棒再努力四十年，會有什麼不一樣嗎？是會變好還是變壞？

年年民意調查選擇「維持現狀」的大多數台灣人，大概也是這樣的心情吧。面對未來，再怎麼懷抱積極開創的希望，如果不能變好，不如不要變。《2064：奧運預演》裡的未來與現在，顯得相似而對應。它不只指涉「不可能的現實」，更體現某種時間壓力，源自最深刻的生存焦慮與遺忘恐懼。

注解

1、由國家兩廳院與瑞士洛桑維蒂劇院共製。

2、陳正熙，〈「巨視」與「微觀」之間《這不是個大使館》〉，表演藝術評論台，2024年4月30日。

3、可參考許仁豪，〈扮「國」家家酒―文化外交的皺褶（一）《這不是個大使館》〉，台新ARTALKS，2024年4月30日；張又升，〈「不滿意但還能接受」：《這不是個大使館》的問題〉，台新ARTALKS，2024年4月14日。

4、為詹慕如翻譯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