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瑋廉向來是個誠實面對自己的創作者。這樣的誠實也展現在整個演出高度自覺的後設結構，即其可能顯現出來的一種戲謔之輕，畢竟慘烈的左翼革命歷史從來不在這群演員的生命中刻下痕跡。作為後世來者，這演出並不試圖忠實「再現」范天寒等人的悲壯歷史，以寫實主義的紀念碑，或是報告劇的烈士塔，將受難者烈士化，再現其「殉道」過程，讓後世「信徒」瞻仰先烈犧牲自我的偉大，穩固信念，鞏固信仰。（許仁豪）
就《村》來看，我不從觀者角度來看「間離」，而是參與者，因而不是在劇場空間裡用來鍛鍊批判意識，而是在影音互動的展演空間裡做出行動：如何自處，發明脫逃或反饋策略。這互動，說是發生在密室裡亦無不可，但不是指它的實體空間，而是它的規制與運作；這是透明系統的密室，製作單位指稱的「環形監獄」，說是進行（監）看與被（監）看、偷窺狂和暴露癖的共構，一種合法化的共謀。（陳泰松）
《台灣有個好萊塢》透過現場拍攝一鏡到底的還原，配上契合六○年代實際境況的道具佈景，用倒退電影歷史足跡的方式論證出了早期台語電影的靈光。直到最後虛擬出的金馬頒獎現場讓觀眾完全地沈浸在平行時空的榮光喜悅中，《台灣有個好萊塢》無疑是用最創新的橋段、最貼近人心的手法來歌頌並傳遞台語電影黃金時代的美好，用最浪漫而不切實際的劇本來達到最陳舊的美學現場性主張。（顏采騰）
把虛幻化化作白話，是以下幾個尖銳但關鍵的提問：評論書寫對象是誰？多少評論對象被忽略，原因為是什麼？評論是否有可能對市場端產生影響？再來，是評論人的書寫能力如何？知識背景又怎麼支撐？上述的提問再再提醒，評論不只會是劇場史、藝術史的一部分，同時具有傳播功能，且在社會史上佔有一角。從這裡便生出了今日幾個看似艱澀，實際上與從業者息息相關的座談題目。
我們與社會主義革命，有共同的真理嗎？梅耶荷德和當下的我們，只有你的真理、我的真理？那我們共同的真理何在？這些提問，既是想像的，也同時是記憶的。只不過，兩者不是一體的，而是交錯在我們身體與意識中的兩件事。它們也互相提問。（鍾喬）
「轉型正義」如何讓社會賦權以民眾視線的參與角度，追尋左翼共同記憶被滅殺的歷程，成為本劇的核心思考。亦即，《明白歌》所提供的表現曲線，是以螺旋向地底探究的方式，關注焦點於表演藝術如何貼近民眾社會的感性上。（鍾喬）
《1895火燒庄：最終抉擇》在這樣的脈絡下，顯現出劇場美學與當代客家民眾史的連帶，特別在與日本殖民勢力的武裝對抗方面。這是台灣客家走出被遮蔽（或自我遮避）狀態的核心命題。（鍾喬）
劇場頂多也只能敞開大門，走出劇場要優雅地啜飲櫻桃酒，或是粗暴地拎起機關槍，自己看著辦？開放結局選擇權，不就如時下流行的酒吧浸淫式劇場，讓互動的觀眾決定？（王寶祥）
所謂的侷限，要去思考劇場人和民眾的需要。回到班雅明，創造了一個新的生產關係，是由知識人、藝術家或劇場人的共同創造新生產關係，我們和民眾一起創造，這是布萊希特的重點。你和觀眾一起創造新的生產關係的時候，戲劇本身對於現實開始有反思。（楊禮榕、評論台編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