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鍾喬（2025年度特約評論人）

「所有的戰爭都會打兩次，一次在戰場上、一次在記憶裡。」

—— 阮越清

《你說的我不相信》（以下簡稱 《你說》）這齣戲從這句話拉開序幕；阮越清，越南難民「流亡」美國作家，曾獲頒普立茲獎。最近，在網路上公開譴責川普對加州移民的暴政。從這位知名越裔美籍作家的一席話，延伸開來的是：戰場，即便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家鄉，「殤」卻像徬徨的幽靈般，從時間彼岸滯緩地流淌到此岸，形成集體創傷。

這裡說集體創傷，其來有自。2025年5 月間，因為參與聲援飽受非人道戰火荼毒的巴勒斯坦，我認識了一位在台的加薩母親Amel，她是一位心理學家，她的訴說非常貼切：加薩創傷是集體創傷，不僅僅是個體在戰爭中的抑鬱與困厄；因為，種族滅絕似的轟炸與飢荒，本身就涵蓋整個巴勒斯坦人民，如何在性別／種族與階級的毀損中，透過斷壁殘垣的間隙，希冀於暗夜中看見星辰與月光，以及國家之沙上的黎明。

一般我們說創傷，這裡卻以「殤」來形容集體創傷。從字義上而言，確有其原因。「殤」，想指涉或敘事的更多是裂痕；「傷」則意味著各種型態的傷痕。「殤」，是為戰爭而死的苦痛；「傷」可以指稱任何身體髮膚的痛楚。就這齣戲而言，格外想訴說的：恰是戰爭帶來的「殤」，如何內化為平民百姓的集體創傷。

你說的我不相信（烏犬劇場提供／攝影何曰昌）

戰爭帶來的「殤」，在戰場上發生時，死亡歷歷在眼前殘酷發生，帶來無從告解的憤怒與苦痛；漸漸地，當血流在身體內部形成無聲的吶喊時，槍砲與子彈對準母親與孩子的意象，在時間中風化為無法抹去的血肉糢糊，這時的戰爭受害者，費盡心力在集體創傷中找尋出口；然而，她／他們發現暗黑之外仍是黑暗，等在盡頭的或許是一線光，微光中似乎仍有隱形的槍口，對準黑暗中的身體與心靈！這就是戰爭帶來的集體創傷，涵蓋戰後平民的精神疾病、恐慌與軍人殺人的內疚；也涵蓋難民從身體流亡的到心理流亡的漫漫夜路！

當創傷聚合在戰爭難民身上，將具體涉入集體割裂症候群；這既可在戰後軍人的暴力與焦慮中，屢屢被一再重啟；諸多重要的越戰電影，都深刻地處理了這樣的議題。無形中，也形成越戰後多重反戰態勢，不斷以譴責國家軍事暴力為前提，登上訊息認知網路，形成以人道控訴戰爭殘酷的倡議！然則，人們卻也發現：這樣的倡議，逐漸變成逆風中離散的枯葉，面對共同記憶的創傷，幾乎大都以融入既有社會價值觀作為保守準則，在保證自身生存條件下，渡過隱藏身分的生活。這在阮越清的短篇小說：《流亡者》中有生動的描寫，這一段話凝縮著越南難民日常生活的寫照：「他的這種健忘已積習難改，他活到今天，仿佛一直倒退著在一片沙漠上行走，隨時隨地抹去他的足跡。」什麼樣狀態下的人，會倒退著行走沙漠？我想到的可能答案是：一心想遺忘自己的人，因為她／他的足跡將消失在風沙中，不見蹤影。當然，接下來的追問會是：這是他們的選擇嗎？回答會是：難民能有選擇嗎？又或者，當難民在夢境中可以有選擇嗎？如果有，會是怎樣的選擇呢？國家又如藉以選擇性記憶，為軍隊因誤判而殺害無辜民眾脫責呢？

重重追問，為 《你說》這齣戲拉開敘事劇場辯證的序章；像似有聲音，從幽靈館般的《軍史館》裡傳來，說是：湧來一陣霧⋯看不見遠方；又說士兵失明了。而後⋯接著竟是戲裡的敘事者，從對話檔案中辯駁：霧已經被吹散了。迷霧已然吹散。這怎麼辦？他明明有看見船上的難民，但他仍然選擇開槍，對嗎？歐，沒有⋯他選擇了失明！這就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失明，竟然可以是脫罪的選擇！怎麼不可以？總之，也是一種沒有選擇中的選擇！但，重要的是，無論怎樣的選擇，都是《軍史館》所代表的國家，做出的「機智」反應；至於難民，則不會有選擇；因為她／她們的生死，只能被槍口「選擇」。

一場羅生門似的「選擇」，就此穿梭曲徑間。關於霧，關於失明，關於開槍，關於0.1秒的選擇，成了這齣戲的開端。所以有了：「所有的戰爭都會打兩次，⼀次在戰場上，⼀次在記憶裡。」亦即，沒有確切選擇性的選擇，開啟了一齣戲如何抉擇的序章。戲一開頭出現的射殺，是敘事過後記憶中的射殺，將罪責推諉給「霧」與「失明」。有一段話語，留下玄機：「在他們的記憶裡，他們符合⼈道精神，但他們⋯更怕變成他們⋯」他們為何又怕變成他們呢？ 因為在開槍的戰場，他們將以殺害無辜平民的內疚，陷入軍人的創傷症候群中。

所以戲裡又有對話說：「記憶，是畫面。他們，和我們在記憶裡看見的是不同的畫面。」面對創傷，無論是銜命開槍的士兵，或是受害喪生的難民，依逃命方案選擇決定性畫面，是人性的必然；要不為了脫罪，要不則為了免於非命。但，無論畫面如何被轉換，畫面在記憶裡都散發著一種稱作「恐懼」的味道。這是一段很傳神的話語，讓語言在充斥著感官的介面上，浮升起臨界的告白。故而，記憶是在我們眼前腳跟下，重複發生的當下。可以說，這齣戲是透過後設手法，鋪陳迷離情境。然，並非為懸疑而迷離；而是戰爭製造罪責的迷霧。

至於，開槍發生現場的「戰場」，反而以夢境出現來吞噬當事人；讓銜命士兵以「法索」這一儀式性「武器」，以鞭痕不斷在靈魂烙下的印記，表達對殺害無辜難民創傷的「救贖」，以及對戊守金門虛構防線的荒謬控訴。進一步，我們自然不難發現，像似每一場戰爭帶來的殘酷一般，戲台上漂流的難民，以一位懷孕中的母親，象徵戰場上無辜受害的弱者，這無疑是戲劇主題對於戰爭創傷的巨大反思。

在劇場中，當死去的母親難民開始說話時：記憶或現場的時空，已經在穿梭其間的惡夢裡，轉化為一種內化敘述或者靈魂天問。躺在血光中的孕母，以敘事將話語轉作詩一般的意象，時空在伊開口的那一刻，瞬間化作長鏡頭的影像，觀眾隨著劇中人物進入象徵死者的舊衣物，浮沉在中南半島溢出的每一處海防邊境，浪濤無聲地洶湧。邊界，即是無路可去。這已是世界的盡頭嗎？母親問海，問天，問肚裡的孩子⋯世界一片沉寂，伊的靈魂在遠行中喃喃，恰似對天地吶喊：

我是⼈，我們是⼈。我們漂流在所有⼈類排斥的邊界，在東與西的邊界、在海洋與⼟地的邊界、在國家與國家的邊界、在⽣存與死亡的邊界、在你們與我們之間的邊界⋯站穩⋯站穩 ⋯站穩⋯站穩 ⋯我要站穩⋯

這齣以「救贖」作為戲劇性張力的戲碼，涉入的大體是戰爭殘酷所導致的荒謬，對人性帶來的創傷；人物共有四個：二男二女，也恰將男性的二位都畫入國家的界線內，女性的二位，則是海洋中飄盪的難民。戲，演到中間時，地板下恰有一塊板子被軍官掀開，象徵船艙，暗黑的裡頭，恐懼的氣味中，僅有嬰兒的呼吸聲⋯。

這齣戲中，腳色穿梭於敘事與入戲的兩個空格間，格外引人深思情境發生指涉的結構因素。只是這種很「陌生化——間離」效果的鋪陳，頃盡全力處理相關戰爭帶來難民的死亡境遇，卻極少探究這場二戰以後，打得最耗盡世上生命與資源的越戰，如何在當年冷戰轉彎處，形成國際兩大壁壘的衝突與矛盾。這齣戲的結尾，當死亡以象徵性的舊衣物，被無聲捲入地下的船艙時，觀眾在問那迷霧中的子彈，讓懷著身孕的母親倒下時，在槍彈中倒下的南越與北越平民，與在戰場喪生的千千萬萬越共／越南士兵／美軍⋯如何也在飄散著砲灰的荒瘠戰地上倒下呢？

你說的我不相信（烏犬劇場提供／攝影何曰昌）

在沖繩民眾運動，以數十年的靜坐抗爭，在美軍基地高牆與蛇籠前，開展和平反基地運動之際；我們開始回到返作為二戰後冷戰前線的金門、沖繩甚或濟州島，如何以和平作為最前沿，卻也最固守民眾權益的訴求，提出遠離國際霸權重建民眾的民主生活前景。在這樣的思索前提下，當金門海岸來了越戰後漂流海上難民，無論戲中的那面被稱作國旗的長方布，以怎樣的顏色象徵怎樣的政體想像，總之離不開戒嚴體制與內戰餘緒的延伸；這時，二戰後，美國與美軍在國際冷戰下，畫下的第一島鏈東亞防線，如何與這齣戲最後象徵死難的舊衣物，不斷被一股莫名漩渦拉扯進船艙時，似乎開始較真質問：是怎樣的心理迷霧，掩護了那一聲不斷被「卡彈」延遲的槍聲嗎？進一步我們也問：劇中「失明」的，真只是戰爭記憶中，對待難民流離失所的誤殺嗎？

如果，不僅僅是如此，我們將回返國際冷戰下的金門前線，在長久的軍民焦慮狀態下，如何誤以為越戰後一般性「反共」的南越難民，闖入也是「反共」最前線的金門海灘時；一個「卡彈」不願開槍的士兵，在寧可誤殺一萬也不可錯過一位的反共宣傳下，由軍官下達開槍命令。軍官立正，他說：「陸海空軍刑法64條，反抗長官命令或不聽指揮者，敵前死刑。」他的這番話形同命令似的脅迫。士兵的獨白，恰似內化了的反共戒嚴令，卻也無比真實地傳遞著內心的迴盪，說是：「你們這些沒有國家的⼈怎麼能讓我也沒有國家︖我怎麼可以也沒有國家︖只要我還穿著這身軍服，這不是我開的第⼀槍，也不會是我開的最後⼀槍。我已經開槍了！現在可以讓事情結束了嗎︖38年了！為什麼不讓事情結束⋯」

這是國家在反共戒嚴體制下，肅殺紅色敵人時，子彈在前線亂飛的最高教條準則；現在聽來，似乎也不太陌生。因為，半個世紀以來，先是全球化聲稱意識形態可以被資本主義終結，回過頭來看，似乎是新冷戰取代舊冷戰，戰爭難民不在南越—沖繩—韓國—廈門的海域間漂流；然則，加薩、烏克蘭、中東各地的難民，正接續飽受戰爭的苦難，在斷壁殘垣的家鄉與異地浪跡！家在哪裡？當真時戰場上難民，在狂逆的海風與飛砂間，這樣大聲探問時！戲裡，最後一個場景中，開槍的敘事者恰抬起頭來，凝視著觀眾席上由戲劇性張力匯聚集起來的戰爭記憶！

他曾在戲中手持「法索」，像薩滿似地與時間中的殺伐與流血，展開一場救贖儀式；母親與孩子，活著的與死去的，都在他身體的鞭痕裡復活。他鞭打地上一如鞭打自身靈魂或肉體：他說：「⼀打天門開、⼆打地厚裂、三打⼈長⽣、再打鬼神驚。」

如是我聞。

這齣戲，潛在著對戰爭的譴責，因為潛在，所以深刻地內化了戰爭難民的人道關切；然則，進一步呢？如何探究戰爭何以發生？並從民眾的觀點出發，追問戰爭難民流離失所以後，將何去何從？就如阮清越在《流亡者》一書中所言：

「在美國，坦承你的難民身分是終結話題最快的方法。」這席話，始終無比折騰；從過去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