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鍾承恩（2024年度專案評論人）

《上樑_下工後的修羅場》（下簡稱《上樑》）試圖以一對高中同學在工地現場的相遇，辯證勞資階級之間的緊張關係。然而「工人」不顧自身現實條件的理想主義式反抗，以及表演上的問題，讓勞資雙方都顯得十分乏力。《上樑》演繹的與其說是勞資關係，不如說是創作者內心戲的兩種掙扎。而最為荒謬之處，還在於這種理想與體制的二選一，居然是讓工人的身體代為殉道，以維持創作者站在反體制立場上的純潔性。

演出場景圍繞在工地的閒聊，面對建設公司二代小天（王靖惇飾），工人阿修（廖原慶飾）表現出高度的敵意與憤懣。無論是幫忙處理保單、找工作或投資早餐店，每當小天的善意出現，阿修往往會以冷嘲熱諷來回應對方；然而與此同時，阿修卻也自述出了明確的條件與立場，包括父親的醫藥費、母親的期待、自我價值感、經濟壓力等。現實上的困窘與抗拒協助的自尊心，成為了推動表演進行的主要動力。而在舞台調度上，表演高度仰賴描述性的對話、廉價的憤怒與歇斯底里，以及與工地物件的整理動作，以填補上單一場景和敘事上不斷重複：「協助－抗拒」的乏味。

上樑_下工後的修羅場（動見体提供／攝影林育全）

阿修如此抗拒協助的動機，成為問題的癥結點。在表演上，衝突明確地成為了支持戲劇張力與節奏的必要存在，但卻無法在論述上合乎情理。阿修的「工人」身份實際上有著強烈的自我矛盾，一方面他渴望成為社會中的勝利組、開早餐店、符合父母期望，卻又基於某種堅持而不斷批判這個他想成為卻不得的體制。我們看到潛藏在「工人」表面之下的實相。阿修並不真正考慮他話語中的物質條件，而是以反體制為最高的指導原則，卻又無能地將一切的因果歸咎給沒能「含著金湯匙出生」的自我出身；也就是說，無論是勞與資在這裡的想像，都被削弱到了最貧乏的位置，純粹由投胎結果來決定一切行動的可能與不可能。在這樣的框架中，創作者所能想到最為激進的衝撞，也就只能是打翻老師的講桌與揍餐廳的客等行徑。這種被塑造的毫無動能的「工人」形象，唯一的價值依歸，並不是自身的物質條件，而是他如何展現出對於（想像中）階級的忠誠，以及自身反體制的純潔性。

而令人感到惋惜之處，則在於對工人身體的使用。創作者其實大可以盡量去辯證自身內心對於理想與進入體制兩造的掙扎與迷茫。但當寫實的表演基調與勞資身份被提上檯面時，我們不得不意識到工人如何再一次地被剝削，成為了創作者理想主義子彈的風險。在並未細緻展開且快速透過美學化收尾的理想主義下，《上樑》不只封死了工人任何的活路，甚至在反抗的位置上，也由於工人角色塑造的失敗，以及對命定論的信仰，而使最後工人的自殺諷刺地毫無意義。在所有兩個角色漫長的對談與找尋出路之後，工人依舊被創作者指派為那個阻止萬惡體制的祭品。這種以工人的身體換取理想的邏輯，其實與演出中資方在大雨中趕工的行徑並無差異。破壞體制並不會因為模糊的純潔而比加固體制來得高尚多少。當理想最後的施力點只能是引導工人邁向死亡時，幾乎已經讓人分不清這是一種對於懦弱的理想主義的自我諷刺，還是一種將自己錯位在革命陣營中的自我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