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團十六年，經歷大小創作計劃的自我鍛鍊，從讀劇、線上、到音樂會的艱辛歷程，躍演終於推出《勸世三姊妹》正式演出。巡演行程從高雄衛武營開始，觀眾口碑迅速傳開，半年之後，在難忍暑熱當中跳進台北城，讓那不斷堆疊的熱烈期待，有了著落。

宋家三姊弟（妹）單純短暫的返鄉之行，陰錯陽差地演變成一場爭奪瀕死長輩（大伯公）遺產的爭鬥，家族歷史的揭秘歷程，和生命認同的回溯之旅。在土地開發都更的現實背景中，三姊弟（妹）因為祖厝的所有權，被迫捲入黑道把持的逐利場域，和大伯公的家族糾葛；逐漸凋零的牽亡歌陣表演，原是宋家父母的專業，因為大伯公的遺願，而成為三姊弟（妹）擺脫「下下籤人生」的指望，最終更成為家人的情感認同。

機器神

就文本而論，《勸世三姊妹》雖以「牽亡歌陣」與親子關係為主軸，具體內涵卻更像是當代文化現象與社會議題的「大雜燴」：城鄉／地域差異、都更糾葛、多元性別、社群媒體，語言和音樂同樣具有這樣的混雜特色，讓觀眾能毫不費力地跟隨著大伯公，如「通靈少女」一般地進出那個既陌生又熟悉，既傳統又現代，既神秘又直白，既搞笑又嚴肅的「多重宇宙」。

既是「大雜燴」，又是「多重宇宙」，戲劇動作與角色關係中的許多「不合情理」，是不是就可以被「理所當然」地接受：宋國珍返鄉的真正意圖，究竟是什麼？如果只是為了取得地契、保住祖厝，為何需要弟妹同行？又為何會將地契如此重要的文件，遺留在無人居住的祖厝？宋德正為何能不顧對子女（特別是宋國珍）的深情與責任，為大伯公自願犧牲，留下讓他們無法翻身的債務，迫使他們流落異鄉？宋母鄭美玲，在三姊弟（妹）艱難的成長過程中，為何不見蹤影？為何面對宋國珍的質問， 閃躲支吾，甚至讓姊弟（妹）陷入阿獅與黑道設下的險境？她究竟是死是活？大伯公既然鍾愛宋德正，甚至勝過自己的親生子嗣，又為何讓他無故頂罪，甚至死於非命，卻不追究真相？為何對三姐弟（妹）離鄉之後的遭遇，漠不關心，卻以為利誘他們回鄉，重振「牽亡歌」風光，就可以補償前錯？阿獅與黑道的勾串，是重振家風的正義之舉，還是自私自利的貪婪行徑？又與開場時大張旗鼓的「陳雲霖」有何牽扯？

因此，宋國珍（與弟妹）的「下下籤人生」，不僅與她（們）自身的選擇無關，甚至與她（們）身邊親人的決定，都沒有直接的關連，卻只是各種不明所以的隱瞞與誤會所致。

最終，大伯公「神奇地」活了下來，都更爭議因為黑道落網而「神奇地」平息不見，三姊弟（妹）「神奇地」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在短短幾天之內學會原本必須長年鑽研的牽亡歌陣，化解了家族歷史與個人生命中的許多缺憾。牽亡歌陣，因此不只渡化了死者，讓他們能放下世間牽掛，安心西行，也同時渡化了生者，讓他們能放下遺憾記憶，安心北上。

只是，這一切都充滿了「機器神」的意味。

勸世三姊妹2023 台北站劇照（躍演提供／攝影林政億）

整體而論，導演的場面調度與節奏掌握，純熟流暢，值得肯定，兩批人馬在醫院搶奪大伯公，麗卿姨、國珍、國豪被阿獅囚禁，三姊弟（妹）為父親渡化的牽亡歌舞，是非常精彩的幾個段落；旋轉舞台的使用，是為靈活場景變換，並能讓敘事對話與抒情詠唱的交替串接更為流暢，卻因為舞台本身的沈滯感，和不同高度平台對演員動作的挑戰，而影響了換場的節奏，導致部分段落，特別是較短的過場（如國珍被阿獅誘騙到酒店，遭受黑道威脅的場景），有突然斷裂、莫名停滯的情形，是美中不足之處。

《勸》劇演員在戲劇表演與歌舞表現的協調，對音樂、語言的掌握，都有還不錯的表現，大致能展現本地音樂劇工作者多年努力的具體成果，只是在角色建立、情感演繹、與情緒表達方面，卻也有稍嫌誇張輕浮，經常用力過度的問題，缺乏細膩的起伏轉折，也更凸顯部分角色的刻板化傾向。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三姊妹的表現：整場演出，持續地將情緒維持在最高檔次，幾乎不曾有輕放舒緩的時刻，特別是大姐宋國珍，藉百無禁忌的語言作為護盾，全速前衝，如颶風一般掃過所經路途，毫無保留，實在很難讓我對她的「下下籤人生」有所同感，或對她最終與父母的和解，心生同情。音樂劇演員的表演，為配合音樂歌舞，或許要比一般戲劇表演更為誇張，但角色內在情感的細微變化（nuance），彼此間的糾結拉扯，仍然需要豐富的想像，和更深刻的思考。

舞台佈景陳設，相較於整個製作的規模，除了吸睛的牽亡歌棚之外，其餘物件，包括對導演場面調度影響重大的旋轉舞台，都嫌簡陋，製作品質有待提升；燈光、影像、服裝，與文本音樂一般，都有混雜特色，花俏、紛亂，讓人目不暇給，到了牽亡歌陣的高潮場景，更是火力全開、金光四射，確有創作者所期待的「嘉年華會」氛圍，只是在這樣的氛圍當中，是否還有可能傳達牽亡文化所寄寓的陪伴、回憶、勸善意圖？一陣熱鬧過後，吟唱齣頭是否還能在觀者心中繚繞不止？

政治正確的通俗劇

《勸世三姊妹》創作團隊對音樂劇的熱情與專精，對在地傳統的關懷，對社會脈動的掌握，都值得肯定；成功的製作對躍演團隊發展的指標性意義，殆無疑義，對音樂劇創作者念茲在茲的產業發展前景，也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只是，經過了三個多小時的熱鬧歌舞之後，我仍然無法避免，近來在劇場中經常感受到的無力感，不是因為演出本身，而是演出所映照出來的當代舞台／社會光景。

簡言之，《勸世三姊妹》就是一部「政治正確」的通俗劇，有充分滿足感官的視聽娛樂效果，對重要社會議題有正確立場，並且有適當份量的「勸世」、「勸善」意義，特別是宋國美最後撕掉車票，總結全劇的：「車可以等，幸福不能等」，讓全場觀眾哄然，標示的不只是一部票房成功作品的誕生，更是對這個時代的一個註解。

音樂劇作為最受一般大眾青睞的表演藝術類型，可以是社會現實的重要指標，也能讓我們從辯證的角度，激發出批判思考的可能：美國的經濟大蕭條時代，正是好萊塢音樂劇電影的全盛時期，銀幕裡的紙醉金迷，影院外的窮困潦倒，對照出「鍍金時代」的虛妄本質；1940－60年代的百老匯音樂劇黃金時期，呼應美國強權崛起的歷史事實，但也無法化解那逐漸蓄積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能量；當今百老匯最受注目的音樂劇《漢彌爾頓》，吸引了跨黨派、跨族群的觀眾，卻也更尖銳地召喚出劇場以外那個分裂對立日烈的社會現實。本地劇場界對音樂劇發展的討論，都不免要提及韓國音樂劇與相關影視產業的蓬勃發展，作為「他山之石」的參考，但，我們也不能忽略K-Pop、K-Drama的光鮮亮麗所無法掩蓋的，一般常民百姓必須承受的日益艱難的現實。

在台灣，我們是不是只要「簡單的幸福」就好？只要省去漫長前奏，直接進入主旋律的歡快就好？